曾國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作《主靜箴》：“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鍾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辱!”如果能做到淡泊名利，自己就能夠寵辱不驚，專注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心無他物，才是通往至聖的正途。
飛揚跋扈招災，低調行事得全
弟所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餘不甚深信。一身之強，當效曾、孟修身之法與孔子告仲由之強，可久可常。此外鬥智鬥力之強，則有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剛不可。
——曾語良言
古語有雲，“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身居高位者既要忍受”高處不勝寒“的孤寂，同時更要如履薄冰地應對來自上下層的壓力與猜忌，這在官場之中更是敏感，因為自己若是權傾朝野，很可能因此而引起皇帝的不安，也會因得到皇帝的寵幸而招致下臣的非議。所以麵對弟弟任氣逞強的態度，他寫信循循規勸說，”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剛不可。“
曾國藩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對朝堂上權力之爭、爾虞我詐心中了如明鏡。因此，在官場幾十年間，特別是在權位變動的時候，他都是戰戰兢兢小心謹慎處事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國藩連升兩級，晉升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官至四品。但是他在給弟弟的家書中如是寫道：“這次升官，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你們遠隔數千裏之外，一定匡正我的過失，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不足，務必使累世積累下的陰德不要自我這裏墮落。這樣才可以持盈保泰，不會馬上顛覆。你們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點，就是我的良師益友了。弟弟們也應當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裏有人做官，於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於是就敢於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常存敬畏之心，這就是曾國藩在官場上能夠有驚無險渡過一次次難關的秘訣所在。
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後掌握了最高權力，她在執政一個月後就下旨把浙、蘇、皖、贛這半壁江山由曾國藩來統轄。對於這份倚重和權位的誘惑，曾國藩保持了極大的冷靜。他幾次上書辭謝，最後在朝廷一再的要求之下才就職，但同時又奏明：在沒有攻克天京前，請朝廷不要再給他或者他的兄弟任何恩賞。
這種低調的做法一方麵贏得了朝廷的信任，另一方麵使得心懷嫉恨者難以找到尋釁的由頭。
按照清朝的官製，四品以下的官員準乘四人台的藍呢轎子，就是通常所說的四人抬大轎；三品以上的官員則可以乘坐八人抬的綠呢大轎，就是八抬大轎。曾國藩在當了三品官後，一直沒有換乘綠呢轎子，即便在升為了二品官後依然坐藍呢轎子。一方麵是由於他收入有限，另一方麵是因為他不想通過這些東西來顯擺自己。
而清初的權臣鼇拜不僅利欲熏心還飛揚跋扈，最終淪為了階下死囚。他在輔佐康熙時，獨擅大權，同時結黨營私，驕橫跋扈不可一世，最後竟發展到不顧康熙的意旨，先後殺死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臨與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等政敵，引起朝野驚恐，康熙震怒，最終被康熙帝除去。
鼇拜在位極人臣之際不僅不知收斂，反而大肆招搖，得此殺身之禍實在意料之中。與他的盛極而敗相對，三國時的劉備就懂得通過韜光養晦來掩人耳目，使得自己的實力得以保存，這才有了曹操煮酒論英雄這段佳話。同樣，春秋戰國之際，越王勾踐的臥薪嚐膽也正是通過行事的低調來消除了吳王夫差的猜忌。
飛揚跋扈者能逞一時之強，卻未必能得到善終。曆史上的教訓實在不少，熟讀經史的曾國藩自然懂得這其中的道理，所以當朝廷給予他權勢與名望的時候，他不能不感到惶恐。因此，在給曾國荃中的信中寫道：“我現在身居高位，所擁有的不過是虛名而已，對於未來我實在擔心得很……你要廣博地學習知識，行為操守方麵則應當小心嚴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