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迪是我的女兒，一直都在畫馬，曾以還多次獲得繪畫獎。
“想像一下，如果盲童能夠象溫迪一樣繪畫，那麼做父母的該多麼自豪啊，”爸爸說，“要是我的眼睛能使盲人實現繪畫的願望，那麼你也會感到驕傲的。”
我告訴了溫迪爸爸的話，溫迪的眼淚奪眶而出，她緊緊地擁抱著外祖父。她那時候不過14歲，與我被告知要捐獻母親器官時的年齡一樣，但是我們兩人又是多麼不相同啊！
爸爸在1986年4月11日去世了，我們按照他生前的願望捐獻了他的眼睛。三天以後，溫迪對我說：“媽媽，我為你替外祖父做的這件事而感到驕傲。”
“這怎麼會使你驕傲呢？”我問。
“您當然值得驕傲，您想過吧，什麼也看不到該是多麼的痛苦，我死的時候也要像外公一樣把眼睛捐獻出去。”
我到這時才感覺到，爸爸付出的不僅僅是眼睛，他捐獻了更多的東西，那就是閃現在溫迪眼睛裏的驕傲。
當我抱著溫迪的時候，我幾乎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在捐獻說明書上簽名才沒過兩個星期。
我的漂亮、聰明的溫迪在路上騎馬時，被一輛卡車撞成重傷。當我看著捐獻書時，溫迪的話一遍又一遍地閃現在我腦子裏：您想過嗎，什麼也看不到該是多麼地痛苦。
在溫迪去世以後的第三個星期，我們接到一封信，來自俄勒岡州獅城眼庫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裏弗斯先生、裏弗斯夫人：
我們想告訴你們，眼角膜移植手術進行得很成功，兩個雙目失明的盲人現在又重見天日了，他們視覺的恢複象征著對你們女兒的最好紀念——一個熱愛生命的人分享了她的美麗。
母親選擇的生活
文/瑪麗·萊堅特
我和大多數小孩子一樣，相信我母親無所不能。她是個精力充沛、朝氣蓬勃的女性，打網球，縫製我們所有的衣服，還替一個報紙專欄撰稿。我很崇敬她的才藝和美貌。
她喜歡請客，會花很多小時做飯前小吃，摘了她花園裏的鮮花擺滿一屋子，並把家具重新布置讓朋友好好跳舞。不過，最愛跳舞的是母親自己。
我會出神地望著她在歡聚作樂前盛裝打扮。到今天為止，我還記得我們喜愛的那襲配有深黑色精細網織罩衣的黑裙子，把她的金黃色頭發襯托得格外美麗。然後，她會穿上黑色高跟舞鞋成為在我眼中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但是她的生活在她31歲時變了，我的也變了。
好像在突然之間，她因為生了一個良性脊椎瘤而弄至癱瘓，平躺著睡在醫院病床上。我當時10歲，年紀還太小，不能體會“良性”一詞是怎樣的反話，因為，她從那以後便永遠不一樣了。
母親憑著她對其他一切事物的那種積極心情麵對她的病。“物理治療”和“殘障”等詞成了我們一起進入的那個新的陌生世界的一部分。我漸漸開始照顧一向照顧我的母親。
終於，她能夠起來坐輪椅了，於是，把她推入廚房便成了我的例行工作。在那裏，她教我把胡蘿卜和馬鈴薯皮削去，以及用鮮蒜、鹽和大塊牛油揉在要烤的牛肉上的訣竅。
在我11歲的時候，母親告訴我她和爹爹將會有個小寶寶。很快，我便成了我那個小妹妹瑪莉？特蕾絲的“母親”。我很快就學會替小寶寶換尿布片、洗澡和喂奶。
有一件事我直到今天仍然記得非常清楚：瑪莉？特蕾絲兩歲時跌了一跤，蹭破了膝蓋的皮，她哭了起來，掠過我母親伸出的雙臂而投入我的懷抱。我看見母親臉上隱約浮現的難過神情時，已經太晚了，可是她隻是說道：“她當然應該跑到你那裏—她被你照顧得那麼好。”
每一項母親獲得的成就，都成了我們倆人生命中的大事：駕駛有動力輔助轉向和動力輔助煞車裝置的汽車，她重新返回大學讀書，以及得到輔導碩士學位。
她在努力學習一切有關殘疾人士的知識之後成立了一個稱作殘障社的輔導團體。有天晚上，她把我的妹妹和我帶到那裏去。我從沒見過那麼多身體上有各種不同殘障的人。回到家裏以後，我心想我們多麼幸運。她還介紹一些大腦麻痹患者給我們認識，讓我們知道他們大都和我們同樣聰明。她又教我們如何和弱智的人溝通，指出他們時常都很親切熱情。
因為母親那麼樂觀地接受了她的處境，我對此感到悲傷或怨恨的次數也很少。但是有一天，我不能再心平氣和了，在我母親穿高跟鞋的形象消失以後很久，我家有個晚會。那時我十幾歲，當我看見徽笑著的母親坐在旁邊看她的朋友跳舞時，突然醒悟到她的身體缺陷是那麼殘酷。我腦海中再度映現母親容光煥發、翩翩起舞的倩影，不清楚她自己是否也記得。我朝她挨近時，看到她盡管麵帶笑容，卻熱淚盈眶。我奔到自己的臥房裏，哭了起來，對上帝大發脾氣，對我母親身受的不平深感憤慨。
長大後，我找了份在州監獄的工作，母親毛遂自薦到監獄去教授寫作。我記得隻要她一到，囚犯便圍著她，專心致誌地聽她講的每一個字，就如我小時候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