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欲圓而行欲方。人的智慧要圓融無礙。不僅要看到事物靜止不變的一麵，還要看到事物運動發展的一麵；不僅要看到各個不同事物的個性和局部，更要看到事物的整體和共性；不僅要看到事物的具體現象和應用，還要看到事物的本質；不僅能夠堅守原則，以不變應萬變，而且要有高度的靈活性，具體分析此時、此地、此人的具體情況，以求得最佳的解決方式。這是從“智圓”的角度來講。
從行為上講，人的智慧雖然應圓融無礙，但在具體的作為上卻不能模棱兩可。做人必須遵守一定的法度和規則，以便立足於社會之中。這就是“行欲方”的含義。
關於方和圓的精辟論證，黃炎培曾寫過這樣的話：“和若春風，肅若秋霜。取象於錢，外圓內方。”這“外圓”是“和若春風”的智慧；“內方”就是“肅若秋霜”的原則。
我們提倡為人之圓，但這個圓絕不是圓滑世故，更不是平庸無能，而是圓通，是一種寬厚、融通，是大智若愚，是與人為善，是居高臨下、明察秋毫之後，心智的高度健全和成熟。不因洞察別人的弱點而咄咄逼人，不因自己比別人高明而盛氣淩人，任何時候也不會因堅持自己的個性和主張讓人感到壓迫和懼怕，更不會隨波逐流，潛移默化別人而又絕不會讓人感到是強加於人……這需要極高的素質，很高的悟性和技巧，這是做人的至高境界。
君子善解“中庸”之道
待人持中，做事也持中，這是做人的原則與處世的藝術。做人處世，無非就是把“中庸”兩個字，作為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無論碰到什麼事情，也不管遇到何種境地，隻是拿出它來以不變應萬變。在既不想去克服對方，又不能被對方克服的條件下，調和主客體之間的矛盾除了用“中庸”的藝術以外，似乎別無選擇，真正將中庸作為人生的最高藝術推給中國普通百姓的當屬孔子。
孔子是一個處世大師，他不如顏回仁德，但可以教他通權達變；他不及子貢有辯才，但可以教他收斂鋒芒；他不如子路勇敢，但可以教他畏懼；他不及子張矜莊，但可以教他隨和。孔子具備了他們各人的長處又避免了他們的短處，他之勝於人，就在中庸之道。
孔子的弟子子思敘述孔子的話說：“君子行中庸之道，小人不行中庸之道。君子之所以行中庸之道，是由於君子能夠時時處處做到恰到好處；小人之所以不行中庸之道，是因為小人做起事來無所顧忌。”“中庸是至高無上的德行！普通人很少能做到這一點。”所以不偏不倚，不過也無不及，合乎常情，唯精唯一，能達到最善，就叫做中。君子之所以能做到適中，就是他能順應時代的變化，時時都處於居中的位置。
如果說圓為道體、為全部、為和諧、為變通、為靈活性，那麼，方則為器用、為局部、為個性、為穩定、為原則性。
能夠把圓和方的智慧結合起來就是“中和”、“中庸”和“自然”。
圓通之人不可能單刀直入地問人家讚成或反對，因為對方認為有此必要的，自然會主動表示，不必苦苦相逼，而得不到真實的答案。被人家問起讚成或反對時，也不可能直截了當地表示其中之一，卻大多兼顧讚成及反對雙方麵的看法，盡量加以包容。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天地是無所謂仁慈，它沒有仁愛，對待萬事萬物就像對待芻狗【古代祭祀時用草紮成的狗，用後丟掉】一樣，任憑萬物自生自滅。聖人也沒有仁愛，也同樣像對待芻狗那樣對待百姓，任憑他們自生自滅。天地之間，猶如一個巨大的風箱，它空虛而不枯竭，越鼓動風就越多，生生不息。政令繁多反而使人困惑，不如抱守虛靜適中的態度。”
我們承認“圓通是高難度的素養”，一般人看不懂也學不精，何況一不小心，就會流於圓滑而遭人唾棄。然而一輩子學不會圓通，畢竟是人生一大憾事，所以“難學，還是要學；難精，必須用心”，大家共勉之。
宋代程頤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裏的中，就是不偏不倚，過猶不及；庸，就是平常、平庸。最和諧的生活從表麵上看往往很平常，很普通，就像圍棋手不緊不慢地下著棋子兒。平常與普通又常常是持中的結果，就像數學中的正態分布曲線似的，越是中間區域概率就越大，事件就越平常。
中庸的另一種說法叫“順道而行”，順著自然的法則、規律、趨勢去作為。因此順道而行，一切都是順道運行，所以也像什麼都沒有幹一樣，表現出來的現象就是“無為”。
順道是“圓”的一麵，而無為之為則是“方”的一麵。因此，和“中和”、“中庸”、“自然”一樣，無為也是方圓無礙的一種表現。
“方圓無礙”，現在的說法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是最高級的戰略，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修養。能始終做到這一點的人，就絕非是等閑之輩。
《中庸》中說：喜怒哀樂在心中還沒有發出來的那種狀態，就是“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喜怒哀樂之情發出來，都像音符一樣恰到好處，就是“和”。和為“天下之達道”。中為體，和為用；中是圓，和是方。中與和結合在一起，體用一貫、方圓無礙，則“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達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就會各安其位，正常運行，萬物就會正常生長、發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