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範雎形成鮮明反照的是另一曆史人物文種。文種是越王勾踐的重臣，為打敗吳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功成名就以後，仍然繼續仕於越王。其間範蠡曾寫給他一封信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的長相，頸項細長如鶴，嘴唇尖突似鴉，這種人隻可以與他共患難，卻不能同享樂，你現在不離去，更待何時？”後來文種稱病返鄉，但做得不徹底，他留在越國，其名仍威懾朝野，於是有佞臣陷害於他，誣稱文種欲起兵作亂。越王也有“走狗烹”之意，故而以謀反罪，將文種處死。
人人都希望過著幸福富裕的生活，但又有幾個是範雎呢？隻知進，不知退，遭“文種之禍”者，又何止一人？
得休便休，當機立斷；猶豫留戀，了時無了。做人，退一步海闊天空。
學會自我製約
孔子曾經說過：君子慎獨。即真正的君子，要在沒有他人監督的情況下，嚴格地約束自己，不能做出背離禮法及倫常的事來。
人們在獨處的時候，更應當學會自持和自製。今天，人們有了越來越大、越多的自由，有了更多的機會和表現自己的空間。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自持和自製便顯得尤為重要。
如果我們要明確規定什麼是自持和自製，那麼，也就是自己給自己立法，並以此來約束自己，提高自己的自持與自製力。古代人之所以要講究“慎獨”，在很多時候，人們往往都是被一些客觀的因素和倫理法則所被動地約束自己，而能在獨自一人、無他人在場監督時也自覺地遵守嚴格的律條。它所要求的也就是不僅在公共場合，而且在獨處時都能夠服從某種倫理觀念和法律規範。更是一種對自我立法的服從，是一種自己對自己的規定。對這種自我立法的服從程序，反映了一個人自製力的大小。
曾國藩說：“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不可否認，人生本性是趨利避害，然而人生行為卻必須框定在符合仁德禮義的規範之中，一個以仁德品性作為人生修養基礎的人，在其人生行為過程中，就應堅守自己的德性操練，誠其意者，隻有道德品性修養差的人，才會自欺欺人，閑居時才做不道德的事。對於一個道德品性修養高的人來說，有人無人都一樣，始終不斷地克製自己的欲望，以至於不做出任何一點違反道德的事。
在孔子的理想人格塑造中，自知、自愛是君子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自知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自愛就是愛護自己的仁德，在人生行為實踐中，就外化為慎獨。君子自知不足而不驕不躁，君子自愛其身而謹小慎微。君子慎獨，就能見仁德於細微之處，製惡欲於無人之境。君子慎獨就要做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儒學強調“君子慎其獨”就是要求人們在其人生行為修養過程中自我磨煉功夫，認識到加強人生自我修養的重要性。人生行為實踐的一切得與失、功與過、善與惡、好與壞全在自己。儒學要使人明白的就是：“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才也。”一個道德品性高尚的人的自我人生行為修養，應在於尊敬他人而不必要求他人的尊敬，親愛他人而不必非得被他人所愛。尊敬、親愛他人，是自己的事；被人尊敬、親愛，是他人的事。要成為一個有高尚道德品性的人隻有靠自己的努力，而不依賴於他人，也不顯見於他人。正因為人生行為修養是自己的事業，所以，君子慎獨便具有完善一個人全部品性的意義。
宋儒程顥說：“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慎獨。”一個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人，就是在別人看不見的時候，也不去做不道德的事。如《詩經》所說：“相互同處在別人的房間裏，君子也不會因為房屋漏而常常感到慚愧。心中無雜念，方能慎重地以德性規範來約束自己的行為。”一個人隻要心中無愧，心懷赤誠，無論身在何處，都無須顧及周圍的環境狀況。隻有心懷私欲的人，才總去擔心別人發現自己的不善行為，故而顧慮重重，憂心忡忡。
君子慎獨的核心，在於人生行為修養中，堅定自己的內心信念與良心尺度，重在於自己道德意識約束力的增強。當在生活中獨處一地，即使無人監督，因此在儒家們看來，慎獨之道，重在養心，使人心能知善知惡。同時見於言行，使言行始終恪守在善道之中。
君子慎其獨，曆來是儒學倡導為人所應達到的道德行為境界，也是曆來仁人君子所極力推崇的一種思想人格。東漢時期，官司至侍禦史的雷義，曾經把一個人從死罪中解救出來。這個人後來用二斤黃金感謝雷義的救命之恩，雷義堅決拒收。他就趁雷義不在時，悄悄把二斤黃金投入在雷義家的天花板上。多年以後，雷義修理房子時才發現，這時送黃金的人已經死了，這事自然無人知曉，但當雷義無法將黃金歸還送他的人時，雷義就毅然將黃金交給了當地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