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境遇並不完全是由周圍的環境造成的。
文天祥被俘後，元朝統治者費盡心機勸降，均告失敗。於是重枷大鐐，把文天祥囚禁起來，企圖通過肉體折磨使他屈服，一關就是四年。
文天祥所處的牢房，是一間低矮狹小、昏暗潮濕的小屋，老鼠成群，惡臭四溢；夏秋之際，度日尤為艱難。“或時日杲杲，或時雨淋淋。方如坐蒸甑，又似立烘。水火交相禪，益熱與益深。酷罰毒我膚，深憂煩我襟。”
但這種肌膚之痛，文天祥等閑視之，絲毫沒有動搖報國的堅強意誌。他在被囚中吟哦不絕，以詩歌作為鬥爭的武器，“如精鋼之金，百煉而彌勁。”
文天祥最終視死如歸，舍生取義，實踐了自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偉大誓言。後人讚道：“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這就是文天祥的心態，文天祥的選擇。
而猶太裔心理學家弗蘭克在二戰期間曾被關進奧斯維辛集中營三年，身心遭受極度摧殘，境遇極其悲慘。他的家人幾乎全部死於非命，而他自己也幾次險遭毒氣和其他慘殺。但他仍然不懈地客觀地觀察、研究著那些每日每時都可能麵臨死亡的人們，包括他自己。日後他據此寫了《夜與霧》一書。在親身體驗的囚徒生活中，他還發現了弗洛伊德的錯誤。作為該學派的繼承人，他反駁了自己的祖師爺。
弗洛伊德認為：人隻有在健康的時候，心態和行為才千差萬別；而當人們爭奪食物的時候，他們就露出了動物的本性，所以行為顯得幾乎無以區別。
而弗蘭克卻說：“在集中營中我所見到的人，完全與之相反。雖然所有的囚徒被拋入完全相同的環境，但有的人消沉頹廢下去，有的人卻如同聖人一般越站越高。”
有一天，當他赤身獨處囚室時，忽然頓悟了一種“人類終極自由”，這種心靈的自由是納粹無論如何也永遠無法剝奪的。也就是說，他可以自行決定外界的刺激對本身的影響程度。因此“什麼樣的饑餓和拷打都能忍受”。“在任何特定的環境中，人們還有一種最後的自由，就是選擇自己的態度。”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有的高僧一年四季隻穿件單薄的衲衣而無嚴寒酷暑之苦；高士偉人鎮定自若，“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猛虎趨於後而心不驚”；關羽中毒箭，華佗為其無麻醉刮骨，錚錚有聲，而關公一邊接受“治療”，一邊談笑風生，與人對弈。這完全驗證了“幡動？心動！”的禪門機鋒。說到底環境對人的影響程度，完全取決於自己；如何看待人生，也完全由自己決定，由我們的心態決定。
深禪師和明和尚雲遊四方，這天夕陽西下，他們來到了淮河邊上。
一個漁人正在收網，滿河的水都被夕陽映紅了，那些入了網的魚兒跳躍著，閃閃發光。
漁人邊拉網邊說道：“罪過罪過，在師父們麵前做這種活兒。”
明和尚閉目說道：“俗家也要養家活口，阿彌陀佛！”
忽然，有條魚兒身子一躍過網，仿佛箭一般跳入水中。
深禪師看在眼裏，對明和尚說道：“明兄，真機靈啊！它完全像個禪僧。”
明和尚對著那泛起漣漪的水麵，回答道：“雖然這樣，還不如當初別撞進羅網裏更好。”
深禪師笑了起來，說：“明兄，你省悟得還不夠哩。”
明和尚一直不明了深禪師的話，半夜仍在河邊徘徊思索。
河水閃著幽幽的光靜靜向前流去--是了，是了，那魚兒進了網裏與沒進網裏，隻是外在的區別，實質性都絲毫沒變啊！
正如安東尼·羅賓所說：“除非我的意識同意，否則任何事物都無法影響我！”
心態使人做出超常的行為。戰國時衛國有一個叫彌子瑕的人，因為長得俊美而深得衛王寵愛，被任命為侍臣，隨駕左右。有一次，彌子瑕因為母親生病，就私駕衛王的馬車回家探視。按當時衛國的法律，私下使用大王車馬者，當處以斬斷雙腳的刑罰。
衛王知道此事後，不但沒有處罰彌子瑕，反而稱讚他：“子瑕真孝順啊！為了生母的病，竟然忘了刑律。”
又有一天，彌子瑕陪同衛王遊果園，彌子瑕摘下一個桃子，吃了一半，另一半獻給衛王。衛王高興地說：“子瑕真愛我啊！好吃的桃子不願獨享，獻給我吃。”
多年以後，彌子瑕年老色衰，衛王就不喜歡他了。有一次，彌子瑕因小事不慎，衛王就生氣地說：“彌子瑕曾經私駕我的車，還拿吃剩的桃子給我吃。”在數落彌子瑕的罪狀之後，就罷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