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萊特》（1601年）是莎士比亞這一時期所寫的第一部作品，是他最有代表性的悲劇傑作。該劇寫的是9世紀的丹麥王子為父複仇的故事。這段情節由來已久，早在公元1200年，丹麥編年史學家沙克遜·格萊姆克就做過記載。16世紀80年代，英國劇作家基德創作了同名悲劇，並在倫敦舞台上多次上演。我們知道，莎士比亞是善於推陳出新的，在眾多的古老故事中，他惟獨選中《哈姆萊特》做素材，是不是因為想起了與之同名的自己那夭亡了五年的小兒子呢，他決意要用自己的筆使兒子的名字永垂不朽。莎士比亞為了達到自己的心願，對這個中世紀常見的複仇故事進行了改編，使之成為一部具有強烈反封建色彩和時代特征的傑出悲劇。
《哈姆萊特》的劇情雖然發生在中世紀的丹麥，但莎士比亞描寫的這種政治腐敗、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政治環境，很容易使人聯想起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英國現實。莎士比亞立意讓他的這部悲劇“反映人生”，成為“這—個時代的縮影”。因此，劇中的人物雖然穿著古老的丹麥服裝，活動在中世紀的城堡中，但他們演出的卻是文藝複興時期英國的“社會問題劇”。哈姆萊特與克勞狄斯各自代表著進步、革命的社會勢力和落後、反動的社會勢力，他們之間的衝突構成了戲劇的基本衝突，充分表現了人文主義理想和英國在新舊交替時期的醜惡現實之間的矛盾。哈姆萊特強調老王的德行，反對克勞狄斯的暴行，如果他本人不英年早逝，也會成為一位理想的君主，這些都源自莎士比亞“反對篡權奪位的封建暴君，擁護開明王權政治”的思想。同時，莎士比亞安排讓哈姆萊特的人文主義大廈被克勞狄斯代表的黑暗勢力擊個粉碎，反映了人文主義思想的危機，指出“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獄”，影射了伊麗莎白統治末期的社會矛盾。可以說《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實踐其現實主義戲劇主張的一塊試驗田，印證了他提出的戲劇的創作目的“始終是反映自然，顯示善惡的本來麵目，給它的時代看一看自己演變發展的模型”的藝術主張。
《哈姆萊特》從問世起就大受歡迎，據說最初扮演哈姆萊特一角的是莎士比亞的黃金搭檔理查德·伯比奇。哈姆萊特曆來是檢驗第一流演員的可塑性的試金石。1948年，英國的著名演員勞倫斯·奧立佛改編了該劇，將它搬上銀幕，並自己出演哈姆萊特，沒想到大獲成功。這部影片榮膺該年度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還使勞倫斯·奧立佛順利地登上影帝寶座。《哈姆萊特》一劇不僅給演員帶來了殊榮，尤其是為劇作家本人增色不少，它堪稱莎士比亞“燦爛王冠上的一顆最光輝的金鋼鑽”（別林斯基語），並且成為文藝複興時期歐洲人文主義文學的頂峰之作。
《哈姆萊特》為今後莎士比亞的悲劇創作指明了方向，即更加深入地挖掘社會問題，反映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1604年問世的《奧賽羅》同樣是一出表現理想破滅的悲劇，是莎士比亞最完美的作品之一。
莎士比亞向來是善於借外國題材反映英國當代現實生活的，在《奧賽羅》一劇中亦是如此。意大利作家欽蒂奧筆下的同名故事隻是一場單純的愛情糾紛，到了莎士比亞手裏，作品被賦予了濃厚的時代氣息，他將原來單薄的主題改為以奧賽羅和苔絲德夢娜為代表的人文主義同以伊阿古為代表的極端利己主義之間的衝突，也就是將原來一般的愛情悲劇升華為具有深刻意義的社會悲劇。正因為如此，幾個世紀以來，舞台上的《奧賽羅》都大獲成功，就是在當時也有壓倒群芳、獨占鼇頭之勢。該劇問世幾年後，據詩人裏昂那德·狄格斯回憶道：“觀眾盡情欣賞，終場時懷著由衷的讚歎離去，而在看別的戲時，他們會連《克蒂琳》的一句台詞也聽不下去；《席納階斯》同樣使人厭倦，他們更喜歡的是‘誠實的’伊阿古或者嫉妒的摩爾人……”上麵提到的兩部作品是本·瓊生寫的以羅馬曆史為題材的悲劇，即使出自這位大家之手，也不能與莎士比亞的《奧賽羅》比肩，因為它是使莎士比亞名流千古的“四大悲劇”中的傑作之一，具有非凡超群的藝術魅力。
1605年，莎士比亞又創作了一部悲劇《李爾王》。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寫過這個古老的故事，但都影響不大，而一經莎士比亞的改編，它竟成為一部不朽的藝術精品，這再次證明我們偉大的劇作家具備點鐵成金的神力。
莎士比亞“四大悲劇”的最後一部作品是創作於1606年的《麥克白》，取材於賀林希德的《英格蘭與蘇格蘭編年史》。
《麥克白》是莎士比亞篇幅最短的劇本之一，但也是他最傑出的劇本之一，它的影響可謂深遠，因為在1929年，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的成名作《喧嘩與騷動》的命名就來自麥克白的一段精彩獨白，這部小說使作家榮獲了諾貝爾文學獎。
除了四大悲劇外，莎士比亞還創作了另外一些悲劇，如《安東尼與克利奧佩特拉》（1607年）、《科裏奧蘭納斯》（1607年），這兩部都是以古羅馬曆史為題材的悲劇，它們與《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裘力斯·愷撒》並稱為莎士比亞的四部古羅馬曆史悲劇。
莎士比亞的悲劇實際上是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的悲劇。
它深深地烙上了16、17世紀之交英國社會的印記，盡可能真實地反映了現實生活，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陰暗麵。悲劇中正麵人物與反麵人物的鬥爭，人物內心善與惡的鬥爭，表現為人性與非人性之間的鬥爭，鬥爭的結局雖然充滿沉重的悲劇性，卻從未喪失對人文主義理想的信心。莎士比亞強調人物性格在悲劇形成中的作用。於是在作品中突出人物個性和心理活動，把人物的外在矛盾溶解到內在矛盾之中，這是莎士比亞對近代悲劇的一大貢獻。關於莎士比亞的所謂“性格悲劇”，並不如黑格爾所說，逐漸喪失了“倫理教育作用”，也不如新黑格爾主義者布拉德雷所說，災難和悲劇的主要根源是人物性格，而是與時代背景、生活環境有直接關係。悲劇人物哈姆萊特的憂鬱、奧賽羅的輕信、李爾王的剛愎、麥克白的野心，無一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莎士比亞的悲劇通過“悲”而引起的“快感”常常能夠激發人們去積極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莎士比亞曾說過：“災難是一件很有用的東西，它好像蟾蜍，雖然醜，而且有毒，但頭上卻戴著一顆珍珠。”的確，莎士比亞正是從當時社會的黑暗與醜惡中挖掘出一係列的悲劇題材，這些悲劇傑作是他一生的創作成果中最亮麗、最寶貴的珍珠。
九、夕陽照耀
倫敦的夏天往往由於瘟疫而迫使劇場關閉，而冬天的嚴寒天氣又對露天劇場十分不利，因此，莎士比亞的劇團早就有意於購置一個室內劇場，以便冬季演出。當時較好的室內劇場是黑僧劇場。該劇場原為劇作家李利所有，李利死後，勃貝琪就將它買到手。但由於它原是童伶劇團常年演出的地方，因此勃貝琪不得不暫時將它租給童伶劇團。1608年，童伶劇團由於幾個戲的演出招致宮廷不滿而被迫解散。劇場才空了出來。“王家供奉”便將它加以修繕改裝，專供自家冬季演戲之用。從此，這個劇團就有了兩個演出場地，劇團對劇本的需要量也就增加了。
然而，莎士比亞的劇本創作卻比以前減少了。過去每年大都要寫兩個劇本，現在才寫一個劇本。從1609年到1612年一共寫了四個劇本，即：《泰爾親王配力克裏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風雨》。這幾個劇本一般被稱作傳奇劇。
莎士比亞這時的年齡在45歲到49歲之間，創作精力還不到衰退的時候。看來，寫得少的原因並不在於體力和腦力方麵。那麼，究竟是為什麼呢？其根本原因乃在於，作者的人文主義理想同英國的現實生活發生了尖銳的矛盾，而且這個矛盾又是不可解決的。莎士比亞的人文主義理想是國家統一、君主開明、人間充滿仁愛、生活充滿歡樂。可是，斯圖亞特王朝的現實卻同他的理想恰恰相反：詹姆士一世倒行逆施，獨斷專行；資產階級與王權的聯盟日趨破裂，政治上統一的局麵難以維持；金錢腐蝕著人們的靈魂，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新的社會罪惡像瘟疫一般到處蔓延。現實的發展離開作者的理想越來越遠，理想在現實生活中根本無法付諸實現。這樣，就給作者的創作思想帶來了危機，從而影響到他的創作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