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領導人物，作為一個事業家，他們的預約支票是能夠兌現的。至少必須經常在某些方麵，做一些兌現的信用生意，在大方麵，做大方麵的延期。群眾百姓最惱火的是盡開空頭支票的領導，所以對百姓的預示，最好的方法是兌現。為了使他們有所作為，可以預示重名厚利獎勵他們；為了不使他們膽大妄勺，可以預示嚴刑峻法去禁止他們；使他們的行動合乎公理，合乎正義，出於自然，絲毫不用強求。
至於個人內心的欲望，最好能分別審視人們的情性與等差，才能預示滿足他們。千萬不可違逆人們的感情，違逆人們的欲望。違逆了人們的感情，怨就會涉及自己；違逆了人們的欲望，禍就會累及自身。掌握人、使用人的秘訣，首先在於使人們“皆大歡喜”。
想富貴的人，我能做到的，就使他富貴；想功名的人，我能做到的，就讓他求功名；想免除饑寒困窘的人，我能做到的，就免除他的饑寒困窘；想解救水火災難的人，我能做到的，就解救他的水火災難。總之，凡是有求於我必有響應，凡是有所想我必助他成功。能做到這些，有不甘心為我使用者，有不甘心為我下屬囂，自占少見。
這樣做，就要依靠民心所向，就要懂得民意所趨，就得明了時代背景，以及他們內心欲望所寄。如果人民苦於政法鬆弛，我就加以嚴謹；如果人民苦於刑罰嚴酷，我就加以寬恕；如果人民苦於盜賊蜂起，兵亂頻繁，我就加以休生養息；如果人民苦於貪汙橫行，苛征暴斂，我就加以肅貪減稅。總之，英明的領導在於他能懲治當代的弊病，不斷革新，事事從人民的願望、利益出發。
商湯王、周文王、武王的征伐，他們之所以能易如反掌，就是能做到這些。商鞅治理秦國，嚴刑峻法，使秦國富強，秦始皇繼承了商鞅的變法革新，就能統一天下。漢高祖接受了秦代暴政的教訓，知道人民苦於秦代的苛政，律令密於蛛網，法令多於牛毛，君主肆意暴虐，官員肆意貪贓苛斂。漢高祖於是廢棄秦法，變殘暴為寬柔，進入關中，便約法三章：“殺人的人死罪，傷人與盜竊一律判罪，廢除秦法。”既簡便，又使民心大悅，天下盡歸於他了。這樣一麵預示，一麵兌現，可以說是這個原則應用的最高境界。
人才是成就大業之基
知識就像源泉。掌握了知識可以表現在禮儀上的人，可以說是人們的老師。智慧可以磨礪，有了智慧並輔助、警示人們的人，可以說是人們的朋友。依據法度嚴守職責而不亂為的人，可以做地方的官員。隻圖眼前的快意，一呼百應的人，是下等的奴隸。所以說最明智的君王以師為輔佐；中等的君王，以朋友為輔佐；下等的君王以官吏為輔佐；危亡之君，以下等的奴隸為輔佐。
事業乃是人才創造的，人才又有大小、高下之分，智慧又有愚笨、賢能、不肖的分別。所用的人不同，所取得的成就也不相同。所以，用人不僅要以天下大才、大賢的人委以重任，而且貴在能選用勝於自己的人而委以重任。能選持守道德不願受人用的人為己所用，就更見自己的廣大而無所不包容。這樣不僅朝中沒有靠僥幸升官的人，而且沒有遺棄的人才；不僅能使朝中沒有小人，而且沒有野外的遺賢。這才能說盡了天下的人才，盡了天下的賢能。若隻憑一己之見，隻憑身邊人的舉薦，容易使鑽營競逐的人捷足先登，真才實學的人就停滯不前，這就不能說用盡天下的賢才了。
身懷大德大賢的人，常是輕視天子、薄對王侯、鄙視爵祿的人。愚笨不肖的人，常是自足其足、不願有所作為、有所求取的人。所以曾子說：“晉國楚國的富裕，我是趕不上的。他把持著他的富有，我保持著我的仁德；你把持著你的爵位，我保持著我的道義，我有什麼遺憾的？”
孟子告訴齊宣王說：“有大作為的君王，必然有不可隨便召喚的大臣。想要商討重大的策略，就下駕到他那裏去。自己若不尊重德行，喜愛道義，所以商湯王對待伊尹，先請教他而後任用他作大臣，因而不費多大的操勞就能稱霸天下。齊桓公對待管仲，先請教他而後任用他作大臣，因而不費多大的操勞就能稱霸諸侯。現在各國的地盤都差不多，君王的德行也相似，誰也占不了上風，這無別因，就是喜愛以順從他們的人做大臣，而不高興指責他們的人做大臣。這樣商湯王對伊尹，齊桓公對管仲，就不敢召喚了，何況還有不想做管仲式的人呢？”
天下不想做管仲式的人多著呢！怎麼可能都以富貴爵祿而囊括天下的人才？諸葛亮如果沒有劉備的三顧茅廬，又怎麼願意為了功名而邁出南陽一步呢？所以魏環溪說：“伊尹一律不取，才能三聘而幡然大悟；柳下惠三公不易，就可以三黜不去。所以說：人有所不為，而後才有所作為。”古代聖人說：“以人為師就可以稱王天下，以人為友就可以一國稱帝，以自己稱霸注定要敗亡。”這是不可改變的真理。用人需要周詳考察
在招聘、提拔幹部時，我們不僅要以“聽他說話，再觀察他的行為”，作為求取將來事業上的證明，而且還要傾聽他的言談，以求證過去的事實，並測度出他在言論上的效果。不能隻抓住了一隻角，而一概認為是整條牛。這一點，從有子的一段故事就可以證明這方麵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