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三次去敦煌，曆盡千辛萬苦，用了兩年零七個月的時間，和學生一起共繪了二百七十六幅大小不同的畫，其中包括本生、佛經、經變、供養人、因緣故事及建築彩繪圖案等，囊括了我國四世紀到十四世紀的曆代造型藝術。同時，大千還把洞窟的情況和自己的心得，撰成《石寶記》，詳細介紹了壁畫的不同風格、源流、時代特點等。
1944年1月，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首先在成都祠堂街開展。人流湧進了畫室，四壁上，一尊尊莊嚴和善的菩薩，一個個威武勇猛的天王，還有那擘纖胸束的仕女，揚手撒花的飛天……一刹那間，在人們麵前展示了一個個色彩絢麗、栩栩如生的藝術世界。這個世界完全由一種新穎的風格組成，它既散發著古老神秘的曆史氣息，又洋溢著現實生活清新的芬芳。揭示了千百年來人們批判邪惡、憧憬光明這一永恒主題。
後來，在蘭州、在重慶舉行了更大規模的臨摹壁畫展，引起了社會各界極大的轟動。
敦煌臨摹壁畫展，是張大千先生灌注了激情，凝結了心血的作品。後來出版的《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敦煌臨摹白描畫》等，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作為我國的一名專業畫家，張大千是去敦煌長期臨摹的第一人，敦煌之行是他藝術道路上關鍵性的轉折點，也是他藝術河流中的一座巍峨壯觀的燈塔。夏衍十年寫出《包身工》
夏衍(1900—)浙江省杭州人。現代戲劇運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著名的劇作家。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
1927年，夏衍同誌在上海開展工人運動。當時，他住在滬東塘山路業廣裏一帶。此間，他結識了一些在紗廠做工的和做工人運動的朋友，從這些人的口中，夏衍聽說有一種女工叫“包身工”。這些年紀很小的女孩子，大多數是紗廠的工頭從江蘇、浙江一帶貧困的農村地區“包”來的。這些包工頭在招工時，盡量把工廠的條件和待遇說得如何如何好。正為吃不飽、穿不暖而走投無路的女孩子家長或女孩本人，便信以為真。同意自己的孩子跟著包工頭出去做工的，家長和包工頭之間要有一個包身文字契約。契約中寫著包工時間為三年。三年中女孩做工的全部工資歸包工頭；由包工頭負責女孩的生活費用，而且包工頭每年還要給女孩父母一些錢，作為父母把孩子包出去的“包身費”。
年齡很小的女孩來到上海或蘇州的紗廠後，看到工廠裏的一切並不象包工頭說得那樣好。廠房破舊，車間裏很潮濕，燈光也很暗。每天要做十幾個小時的工，累得腰酸腿疼。半夜三點鍾，她們要頂著星星、帶著疲困的折磨去上工；下工時，已是月升中天。每當下工回到工棚裏，她們連衣服也不願意脫，倒在鋪上就睡著了。在廠房裏做工時，她們要受到包工頭的看管；下班後離開工廠也要受到監視，一點兒人身自由也沒有。就是這樣，她們僅能從包工頭那裏得到一點點錢，根本不夠吃飯用。
夏衍首先把這些告訴了與上海明星電影公司有聯係的沈西林同誌，明星電影公司根據這些材料馬上拍出了《女性的呐喊》。夏衍也開始搜集有關包身工的材料，想寫出一篇小說來。
1935年，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組織上決定夏衍同誌暫時到工廠隱蔽起來，夏衍就利用這個機會深入到包身工中去，掌握第一手的更為詳細的材料，把九年前的願望付諸實現。
為了觀察到包身工的工作情況和生活情況，夏衍每天半夜三點從家裏動身往工廠走，工廠離他住的地方有十幾裏路。白天，夏衍混在包身工中間，體驗著人間地獄的生活。由於過分疲勞，包身工們成年累月連洗頭的時間都沒有，她們麵色臘黃、衣衫襤褸，身上的氣味很難聞。四月到六月，正是上海的梅雨季節，外麵陰雨連綿，車間裏黴味、酸味、汗臭味，熏得人上不來氣。夏衍真是有些受不住了。就是這樣，他認真地觀察著、思考著、記憶著。他曾在日本看到過被資本主義世界認為生活水平最低、勞動條件最差的日本紡織女工。可是包身工們和日本紡織女工比起來，也是一個在天堂，一個在地獄。夏老至今回憶起包身工那非人的生活，仍是飽含同情的熱淚。
冒著隨時暴露身份被逮捕的危險，夏衍硬是當了幾個月的包身工。耳聞目睹之後，他反而覺得小說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境遇，如果將她們的情況如實地報道出去，不更能說明問題嗎?於是，他根據調查到的材料，真實的不帶任何虛構和誇張的寫出了《包身工》一文。1936年，夏衍發表了《包身工》。從此，中國文學史上便出現了報告文學。至今，這篇文章仍被我國中學語文教材作為典範文章選用。林巧稚冒險抗“癌”
林巧稚(1901—1983)，福建省廈門人。聞名中外的婦產科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的第一位女科學家，曾任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1929年，林巧稚經過八個艱苦的春秋，以優異的成績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且被挑選留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後來任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她是協和醫院婦產科第一位中國籍女主任。
林巧稚畢業從事婦產科的教學、醫療和科學研究工作，擅長於疑難病例的診斷與處理。她的事業始終和病人聯係在一起，她的一生奮鬥目標是：“讓所有的母親都高興平安，讓所有的孩子都聰明健康。”她認為，不理解病人，不同情婦女，就算不上一個好的婦產科大夫。她曾主治過這樣一個病人。這是一個多年盼望做母親的人，在懷孕之後被診斷為宮頸癌，要住院手術，切除子宮，這就意味著孩子不能保全，今後將完全失去生育能力，這對於個人、家庭來說，無疑是痛苦和不幸。
作為一名醫生開刀病除，算是盡到了責任，但林巧稚在對患者進行一番認真檢查之後，又仔細查看了病人的病理切片，意外地發現，病理切片中的活體組織不那麼發脆發硬。這本來是不易被人注意的細微之處，使她心裏一動，這似乎與一般惡性病變的組織有點不同，會不會是良性腫瘤在懷孕期的特殊變化?她馬上找到病理科教授會診，提出自己的看法。從事病理研究幾十年的老教授張錫鈞，雖然不相信自己的分析會有錯誤，但還是被林巧稚說服了，同意了她那有些冒險的治療方案：暫不做手術，嚴密觀察腫瘤的變化，並做好一切應急準備。此後，每隔一周，林大夫都為病人作一次檢查，親自觀察病變情況。然而時間一天天過去了，腫瘤並未長大。冬去春來，胎兒成熟了，剖腹產出。奇跡出現了，患者的宮頸腫物居然消失了。原來，林巧稚的推斷是正確的。她不僅以崇高的醫德挽救了一個新生命，而且以高超的醫術，引出了婦科學上的新問題。
幾年之後，醫學界終於回答了這個問題，那例產婦所患的宮頸腫物是一種特殊的妊娠反應——脫膜瘤。它雖然具有瘤的形態，但並不是真正的瘤，更不是什麼惡性腫瘤。林巧稚就是以這樣高度的責任感對待病人，對待自己的事業。正因如此，她一生撰寫著書十幾部，成為我國現代婦產科學的奠基人之一。童第周借錢買顯微鏡
童第周(1902—1979)，浙江省鄞縣人。世界著名生物學家，實驗胚胎學家，我國實驗胚胎學的主要開創者。曾任海洋研究所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童第周小時候，由於家庭貧困，17歲才上中學，後考入複旦大學。1930年，懷著為祖國科學事業做出貢獻的熱情，留學比利時。從比利時學成回國後，來到位於青島的山東大學，希望能在這裏從事海洋生物的研究。但是，由於日本的侵略，山東大學往南遷移，不久又解散了。
1939年，童第周和夫人葉毓芬被困在四川一個小鎮上，他們生活很困難。但是，不搞科學研究更難受。要搞研究，可連起碼的儀器設備都沒有。一天，童第周從外麵興衝衝地回家，一進門就高興地叫著：“毓芬！毓芬！我發現了一件寶貝！”原來，他在回家的路上，在舊貨商店裏發現了一架雙筒顯微鏡。夫婦倆趕緊跑到商店去看，輕輕撫摸。童第周問商店老板：“要多少錢?”老板順手指了指顯微鏡上的標價：“這裏標著呢，先生，六萬塊！”夫婦倆都把手縮了回來。六萬塊，等於他們夫婦倆兩年的工資。他們隻好歎口氣，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商店。
晚上，夫婦倆還在商量怎樣才能買下這架顯微鏡。第二天，他們又像著了魔似的跑到商店去看，一看標價又變了“六萬五”，“老板，不是六萬塊嗎?”“那是昨天的價錢，今天物價漲啦，先生！”
葉毓芬知道丈夫十分需要這架顯微鏡，就對他說：“有辦法了，你不是有幾位熱心科學的親友嗎?就先向他們借，以後咱們慢慢地還。”“可是，說不定咱們一輩子也還不清這筆債呀！”“為了事業，一輩子受苦也甘心！”他們東奔西跑，求親告友，終於借錢買下了這架顯微鏡。
顯微鏡一到手，夫婦倆立刻緊張地進行實驗工作。一篇篇高質量的科學論文發表了，立刻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更引起了生物學界的普遍注意。
一天，著名的英國生物學家李約瑟來看望他們，要求看實驗室，沒想到，看了半天，隻看到一架被嚴密保護的顯微鏡，不禁高聲讚歎說：“奇跡！奇跡！科學史上的奇跡！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寫出那樣高水平的科學論文，簡直不可思議！”任弼時刻苦練字
任弼時的童年，是在湘陰縣農村度過的。他的父親任振聲是一個愛國的貧苦知識分子，在鄉村裏教書。一天，父親正在給學生們講故事。說的是古代著名書法家王羲之，常年累月堅持練習寫字，天天洗筆洗硯台，把房前一個大水池裏的水都染黑了的事。父親一抬頭，發現剛滿五歲的任弼時站在教室門口，瞪著黑黑的大眼睛挺認真地聽著。父親問他：“你到這兒來幹什麼?”任弼時鼓著腮幫子，眨巴眨巴著眼睛說：“我要寫字。”
父親被兒子這種認真的神情逗樂了，走到他跟前，摸摸他的腦袋說：“你還不到讀書寫字的年紀哩。乖乖快去玩吧!”
任弼時卻趁勢緊緊拽住父親的衣襟，執拗地說：“我不玩，我要像王羲之那樣讀書寫字……”他的小臉蛋因為著急漲得通紅，看來不答應他的要求是會糾纏不清的。於是，父親拿來了紙筆和字帖，讓他在教室後麵一張書桌上臨帖。
任弼時個子還沒書桌高。他想了想，從裏屋搬來一張大靠椅，又把自己平時當馬騎的小板凳找來架在靠椅上，爬上去坐好，磨好墨，鋪上白紙，像父親要求的那樣懸著手臂臨著字帖寫起來。哎喲，毛筆怎麼這樣沉哪!任弼時的手發顫，想寫一橫，卻畫成了一道水波浪，想寫一豎，又畫成了一株東倒西歪的小秧苗。不一會兒，他的手腕發酸了，手臂懸疼了，可寫出來的字不是胳膊長就是腿短。他抬頭望望父親，正遇著父親鼓勵的目光，於是又認真寫下去。放學以後，父親見任弼時用左手按摩著又酸又脹的右臂，笑著問他：“明天還寫字嗎?”任弼時把頭一揚，堅定地回答：“寫！”從此，他在父親的指導下，堅持天天練字。
夏天，學校裏放了暑假，任弼時練字的時候更多了。一天，他正細心地揣摩著字帖上的筆劃，一撇一捺地寫字。突然，一陣討厭的南風從窗欞中竄進來，掀起鋪在桌上的白紙，這下可好，一豎變成了一隻釣魚鉤。任弼時一生氣，咚咚咚地跑過去把窗戶通通關了起來。這樣，屋子裏更加悶熱。寫著寫著，汗水把他的白布小褂濕透了。任弼時幹脆脫掉小褂，光著膀子寫。不一會兒，汗珠又從臉蛋上順著脖子流到手臂，滴在紙上，任弼時心裏一急，把手臂狠狠一甩，想把汗珠甩掉，誰知用力過猛，“咣啷”一聲，連人帶小板凳一起從大靠椅上摔了下來，手上的毛筆一下子戳到臉上，畫了個大花臉。媽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忙跑了過來，看他手臂擦出了血，臉上塗著墨道道，又著急又好笑，一邊問他摔傷了沒有，一邊埋怨說道：“大熱天，就別練字了吧!”任弼時不等媽媽伸手來扶，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眼眶裏還帶有淚水，可他卻裝著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笑著對媽媽說：“勤練才能把字寫好嘛！”說著，把小板凳擱好，連臉上的墨道道也顧不上擦，又爬上去練起字來。
後來，他終於練出了一手好字，為參加革命所從事的領導工作，起草、批閱並修改文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