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夫人拿過一麵鏡子遞給湯顯祖，心疼地說：“看你，人都瘦成啥樣兒了!”湯顯祖看了看鏡中自己削瘦的麵容，仍然樂嗬嗬地說：“沒關係，沒關係，戲寫完，我又會長胖的。”
一天中午，太陽已當頂了，湯夫人又到書房去喊湯顯祖來吃午飯，可是書房裏卻悄無一人，等了好一會兒，仍不見湯顯祖進來。湯夫人覺得有些奇怪，便派家人四下尋找，誰知找了半天，仍不見半個人影。湯夫人有些慌了，便帶領家人，親自到各處尋找。他們穿花徑，過竹林，一直找到後院門，還是沒有找到湯顯祖。湯夫人心裏更急了，就叫人到附近的莊上去看看。
正當大家十分焦急之際，突然一個丫環指著後院門旁邊的一間柴屋說：“夫人，你聽，這裏麵好像有人在哭!”
湯夫人側耳一聽，果然柴屋的窗口傳來了隱隱約約的哭聲，哭聲中似乎還夾雜著斷斷續續的詩句：“賞春香……”
原來，湯顯祖寫到劇末，被主人公的淒慘身世所感動，就一人躲到柴房裏痛哭起來。
劇作問世後，一經上演，立刻成為了深受大家喜愛的戲曲節目。哭鼻子的大仲馬
有一天，大仲馬的一位好友前來拜訪他，見他正獨自坐在書桌前，雙手撫摸著稿紙，低聲抽泣著。朋友就坐在一旁的沙發上等，可等了好長一段時間，還不見他的情緒有所好轉，就決定去勸勸自己的朋友。他拍了拍大仲馬的肩膀，關心地問：“親愛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令你如此傷心?”
大仲馬回頭一看，見是好友來了，便把事情的原委訴說了一遍。原來，大仲馬正在創作《三個火槍手》，最後由於故事情節發展的需要，其中的一個火槍手非死不可。可大仲馬非常喜歡這個人物，想試圖改變這個人物的命運，然而卻無法做到。他一想到自己喜歡的英雄人物將被自己的筆殺死，而自己對此又無能為力時，就不由得傷心至極，流下了眼淚。
他的朋友聽了他的訴說後，笑著對大仲馬說：“我的朋友，你可知道我已來了多久了……”
這時，大仲馬的一位仆人剛好從門口經過，聽了這話也笑了，說道：“先生，您不過來了45分鍾，而主人卻已經哭了好幾個小時啦!”
看來寫作有時是要動點真感情的，因為隻有先感動了自己，才能感動別人。洛陽紙貴
左思，是西晉著名的文學家。他出身寒微，但讀書勤奮，學問淵博。《三都賦》是他的一部傑出作品。“三都”指三國時代魏、蜀、吳三國的都城鄴城、成都和建業。要寫這樣的大賦，在當時確實不可思議。著名文學家陸機聽說左思要寫《三都賦》，拍手大笑，對弟弟陸去說：“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等那小子寫好之後，我拿它來蓋酒壇子!”
人們的風言風語，沒有使左思畏縮。相反，他的決心更大了。他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拜訪了許多在三座都城生活過的人，掌握了各方麵的情況，最後才開始動筆。他在書房、臥室、門口、牆壁、走廊甚至廁所裏都放著紙筆，隻要想好一句兩句，就隨時隨地記錄下來，以後就在這個基礎上加工整理，經過反複斟酌和修改，宏篇巨製終於完成了。
起初，他的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直到當時的名流學者為《三都賦》作序作注後，人們才開始注意他。過了不久，當時的大學問家、大作家張華也出來推薦，對左思的才能極力推崇，擊節讚歎，認為《三都賦》實在超過了漢代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兩京賦》。這麼一來，洛陽城裏有地位的人家都爭著買紙傳抄閱讀，使市場上的紙張一時供不應求，價格猛漲。陸機讀了之後，也十分佩服，從此不敢再輕視左思了。司馬遷忍辱寫《史記》
司馬遷是西漢時期著名的曆史學家。他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是朝廷的史官，這個職位可以世襲。司馬談有誌於寫一部係統的曆史著作，也希望兒子長大了能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並接自己的班。因此，司馬遷從小就獲得較好的學習條件，翻閱了皇家所有的藏書和檔案記錄。可惜傳下來的史料並不多，要寫一部曆史巨著，這些材料是遠遠不夠用的。因而司馬遷很早就立誌要到各地去采訪和考察，以豐富自己的曆史知識。幾次遊曆，使他眼界大開，掌握了豐富的史料，為今後寫作《史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司馬談死後3年——公元前108年，38歲的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經過充分的準備，他於公元前104年開始動筆寫作曆史巨著《史記》。
可是意外的事情發生了。當時有位大將名叫李陵，因為投降，被漢武帝殺了全家。司馬遷挺身而出，根據自己平時對李陵的認識和了解，在武帝麵前替李陵辯解。武帝卻認為司馬遷有意抬高李陵而貶低將軍李廣利(武帝寵姬李夫人的哥哥)，越想越惱，就把司馬遷關進監獄，問成死罪。
當時犯死罪的人有兩種方法可以免死：一是拿出50萬貫錢贖身；二是接受奇恥大辱的宮刑。他家並不寬裕，拿不出那麼多錢，為了完成《史記》，他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選擇了第二條道路。
宮刑是一種極其殘酷野蠻、侮辱人格的肉刑，受了這種刑罰而活在世上，是比死還要難受的。受刑後，他在暗無天日、密不通風的“蠶室”裏躺了100多天，受盡了精神折磨與肉體煎熬。可是他為了寫完《史記》，頑強地活了下來。出獄後，他雖幾次想到自殺，但一想到《史記》尚未完成，就咬了咬牙，含垢忍辱，百折不撓，嘔心瀝血，發憤著書。
公元前93年，司馬遷終於用竹簡寫成了一部52萬多字的曆史和文學的不朽巨著——《史記》。《戰爭與和平》的創作經過
19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俄國，正處於一個十分動蕩的時代，俄羅斯的前途和命運如何，成了當時知識界普遍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也引起了托爾斯泰的關切和注意，他想寫一部長篇曆史小說來回答這個問題。
1963年夏天，托爾斯泰開始寫一部中篇小說，敘述1856年從西伯利亞到俄羅斯本部的一個十二月黨人的故事。
由於小說中寫到曆史事件，作品的規模大大擴充了，出現了亞曆山大一世、拿破侖、庫圖索夫、斯彼蘭斯基等那一曆史時代的著名人物。要寫好這些曆史人物，必須廣泛地研究那個時代，了解19世紀初葉許多重大的曆史事件的原因。為了獲得這類知識，托爾斯泰研究了俄羅斯和外國有關1812年戰爭的著作。
在寫作過程中，托爾斯泰經常不斷地作筆記。在莫斯科、在亞斯納亞·勃良納、在基輔公路上散步、在和客人圍坐喝茶——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用銳利的、好奇的眼光注視著一切，為他的長篇小說寫下一些零散的筆記，積累一些原始材料。
有一次，他的新婚妻子塔吉雅娜·別爾斯忍不住問他：
“你老是往你的小本子裏記些什麼東西呀?”
“記的就是你們。”
“我們有什麼可記的呢?”
“這就是我的事了，真實總是有趣的。”他回答。
還有一次，他對妻子開玩笑地說：
“你以為你在這兒是白住的嗎?我把你的行動都記下來了。”
確實是這樣，他在妻子塔吉雅娜·別爾斯身上找到了《戰爭與和平》中的女主人公娜塔莎·羅斯托娃的原型——自然而爽直、富有樂觀精神的俄羅斯婦女的典型。他還從他的先人和親屬中尋找作品中的人物：如書中的伊裏亞·安德烈耶維奇·羅斯托夫伯爵的原型是作者的祖父；彼拉格雅·尼古拉耶夫娜·羅斯托娃的原型是作者的祖母；尼古拉·羅斯托夫的原型是作者的父親；瑪麗雅公爵小姐的原型是他母親；老公爵尼·安·鮑爾康斯基的原型是他的外祖父；安德烈·鮑爾康斯基公爵的性格，很象作者的哥哥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
不過，托爾斯泰從來不描繪絲毫不改變的肖像。有一個朋友問他：鮑爾康斯基公爵的原型是誰?他在信中回答：“如果我的全部創作都在於依樣畫葫蘆……我是沒有顏麵發表出來的。”有一次談論他的人物姓氏時，他說道：“假如直接根據一個什麼真人來描寫，結果就根本成不了典型，隻能得出某種個別的、例外的、沒有意思的東西。而我需要做的恰恰是從一個人物身上擷取他的主要特點，再加上我所觀察過的其他的人們的特點，這才是典型的東西。”
在描寫戰爭的時候，作者結合著他曾參加過高加索的戰爭和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感受，極力想從“流血、苦難、死亡”中表現真正的戰爭，而不加任何掩飾。
小說《戰爭與和平》就是在不斷地刪改、斟酌中誕生了，小說一出版就受到了各界讀者的喜愛，成為世界文學史上一部雄偉壯麗的史詩巨著。秋菊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