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隨著中國大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展，北京大學未名湖畔也隨之掀起風雲。而在北大“社教”運動的重點哲學係，更是因為觀點不同而公開分成“調幹學生和黨的幹部”派及“學校出身的教員為主體”派。兩派的人都認為自己最革命，也都想“爭取”當時擔任哲學史教員支部（包括中外哲學史）書記的湯一介。但湯一介卻從不表態，更不介入兩派紛爭。
這自然是湯一介一向埋頭做研究不喜爭鬥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麵，湯一介已經曆了“整風反右”和“反右傾”兩次運動，因此他能夠冷靜地認識到，自己還沒有搞清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搞什麼，還是不要參與任何一派為好。
這時北京大學又接到了支援農村開展“四清”運動的任務。於是湯一介立即報名積極參加。不久，成為農村“四清”工作隊隊員的湯一介被派往京郊朝陽區三間房大隊，這也讓湯一介暫時避開了北大哲學係兩派對立的矛盾。
在湯一介的努力下，朝陽區三間房大隊的“四清”工作順利展開。他決心把三間房大隊辦成北京市“四清”運動樣板大隊。但很快就要過春節了，湯一介隻得和休假的同誌們一起回到北京大學。幾個月的時間，北京大學校園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愈加激烈。
1966年5月25日，一直把鬥爭矛頭對準北京大學校長陸平並稱其為“走資本主道路的當權派”的聶元梓終於一手策劃、發起貼出了“宋碩、陸平、彭佩雲要幹什麼？”的大字報。
這就是那張由聶元梓等7人署名，當年曾轟動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果然，自稱為“造反派”的聶元梓一夥人很快就把北京大學校長陸平、書記彭佩雲揪出來掛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黑牌子，同時對他們宣布撤職，進行批鬥。緊接著，北京大學的所有高、中層領導幹部，各係的教授、副教授等也一起被打成“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拉出來示眾批鬥。
湯一介自然不能幸免，那一天，他不僅被“占領”了哲學係大樓的“造反派”們掛上了“黑幫分子湯一介”的黑牌子，而且在“造反派”的押解下，被迫用雙手高高舉起“黑幫分子”的大牌子，“陪在”北京大學的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陸平的身旁，接受“廣大革命群眾”的批判。
1949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湯一介想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會受到如此對待，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國家社會就被顛倒。而自己身為一名具有17年黨齡的共產黨員，卻無法改變這一切，更無力拯救這些和自己一樣蒙冤受難的同誌，想到這些，湯一介隻覺得自己的心像流血一樣，充滿了傷痛和悲哀。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烈火很快就從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誕生地蔓延到全國各地。北大校長陸平、名教授馮友蘭等人先後被“打倒”、批判。在當時的環境下，湯一介當然也無法幸免，三天兩頭地挨批鬥、寫檢查、勞動改造。
雖然如此，在湯一介的心中，仍然還有一股發自內心的對人生的熱愛、對祖國的熱愛。因此湯一介經常鼓勵自己，一定要相信，總有一天會得到黨和人民的原諒，會得到改正錯誤的機會。
1968年的秋天，北京的各單位和大中院校，分別派進了以工人階級解放軍官兵為主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就是曾留給很多人記憶的“工宣隊”和“軍宣隊”。北京大學的混亂局麵也隨著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進駐而得到改變。
在這樣不斷地挨批判挨鬥爭，不斷地挖思想根源作檢討的日子裏，湯一介曆經磨難，受盡煎熬。當他終於被宣布得到“解放”，可以回到人民群眾的隊伍裏時，已經是1969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