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時進入文明？一些先秦史專家和考古學家認為，青銅器的使用是其重要標誌。人類的進化，經過考古判斷，始由石器時代進入青銅器時代，然後進入鐵器時代。中國的商周時期，青銅器製作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史記·封禪書》記載：“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這是吉金創製的最早記載。黃帝作寶鼎的傳說，現在沒有找到任何考古發現作為補充，孤證難立。但大禹鑄九鼎，屢次被發現在經傳文獻中有記載。《左傳》記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墨子》也說：“昔者夏後開使蜚廉采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後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而且，從目前商文化遺址的發掘情況來看，早商時期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已經出現，鑄鼎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大約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商王武丁的兒子為了祭祀母親，鑄造了一個大鼎，這就是司母戊鼎。該鼎於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的農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銅器的代表作，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製雄偉，氣勢宏大，紋飾華麗，工藝高超，又稱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長110厘米、口寬78厘米、重832.84公斤，鼎腹長方形，上豎兩隻直耳（發現時僅剩一耳，另一耳是後來據其一耳複製補上的），下有四根圓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這件中國商代後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銅方鼎的發現，充分說明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在當時已經成熟。青銅技術的進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應當是逐漸發展而成的。由此可知，至遲在夏商之際，青銅技術已經開始有所發展。
周代彝器銘文，多稱“吉金”。如邾公華鍾記載：“擇厥吉金。”王孫遺者鍾記載：“擇其吉金。”仆兒編鍾記載：“得吉金鎛鋁。”這樣的記載很多。吉者，堅實、結實。吉，實際上就是指金屬的質地純美。本章以“吉金”概之，實際上包括以鍾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和度量衡、兵符璽印、錢幣、銅鏡等金屬器物。又出於分類敘述的方便，在重點介紹金屬器物時，偶爾也會將以木、骨、牙等製成的器皿放在一起加以討論。
第一節古代禮樂器
中國是禮儀之邦，自古便重視禮樂。流傳至今的古代器物中，禮樂器的數目非常多。禮器，古人總概其名曰“尊彝”，甚至單用“尊”或“彝”來概括。根據用途的不同，又有不同的稱呼。如烹煮類的禮器有鼎、鬲、甗等；存放穀物的禮器有敦、簠、簋等；盛酒的禮器有尊、罍、壺等；盛肉的禮器有豆，盥洗的有盤，盛冰的有鑒等。禮器很多，與其相配的樂器也不少，如鼓、鐸、塤、磬等。現簡要介紹於下。
1．鼎（dǐng）
鼎本來是古代烹飪用的器具，相當於現在所用的鍋，用來燉煮和盛放魚肉。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道：“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在中國，鼎一直是最常見，也是最神秘的禮器。
鼎的神秘是與大禹息息相關的。傳說大禹曾收九牧之金，鑄九鼎於荊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在鼎上，鐫刻有魑魅魍魎的圖形。自從有了禹鑄九鼎的傳說，鼎就從一般的炊器發展成為傳國重器。國滅鼎遷：夏朝滅，商朝興，九鼎遷於商都亳京；商朝滅，周朝興，九鼎又遷於周都鎬京；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還出現了“問鼎中原”的故事。此後，封建王朝往往把建立王朝或者定都稱為“定鼎”。
最早的鼎是用黏土燒製的陶鼎，後來又有了用青銅鑄造的銅鼎。一般來說，鼎有三足的圓鼎和四足的方鼎兩類，這兩類又可分為有蓋的和無蓋的兩種。還有一種成組的鼎，形製由大到小，形成一列，稱為“列鼎”。列鼎的數目在周朝時代表著不同的身份等級。列鼎通常是單數。據文獻及考古發現，在周朝時，九鼎應為諸侯之製，七鼎和五鼎為卿大夫之製，三鼎和一鼎則屬於士一級的器物。天子之製為十二鼎，是唯一的雙數。但是，至今尚未見周天子之陵墓，因此，這個記載還有待證實。
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銅鼎，長方形、四足，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是現存最大的商代青銅器。鼎腹內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為祭祀他的母親戊而鑄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頌鼎等都是西周時期的著名青銅器。現代漢字中的“鼎”字雖然經過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等多次變化，但仍然保留著“鼎”的風範和形體特征，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2．鬲（lì）
鬲是古代的一種炊器，是用於燒煮或烹炒的鍋，實際上是鼎的一種。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認為：“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這種說法可以說是一語中的。黃現璠在《我國民族曆史沒有奴隸社會之探討》一文中認為，鍾鼎文中有“臣十家鬲百人”，從這句話來分析，“鬲”的意思與“庶”一樣，是家中燒鍋煮飯的奴仆。
新石器時期，已經有陶鬲。這些陶鬲一般口沿外傾，有三個中空的足，便於炊煮時加熱。銅鬲流行於商代至春秋時期，最初是依照陶鬲製成的。商代前期的鬲多無耳，到了商代後期，鬲的口沿上一般有兩個直耳。西周前期，鬲多為高領、短足，並常附有耳。西周後期到春秋時期，大多數的鬲折沿、折足、弧襠、無耳，有的在腹部還有觚作為裝飾。
除了圓形的鬲之外，到了西周時期，還有一種體為長方形的方鬲。這種鬲的下部有門，可以開合，由門內放入木炭進行加熱。
3．甗（yǎn）
甗是蒸食器，流行於商至漢代。該器造型分上下兩部分：甑和鬲。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稱為甑；下部用以煮水，稱為鬲。鬲的高足間可燒火加熱。在甑的底部有一個穿孔的箅，便於蒸汽通過。在甗中，甑與鬲有的連體，有的則是分開的。
商代的甗多為圓形、直耳、侈口（口沿向外傾）、束腰。其腹袋狀，腹下設有錐形或者柱形足，器體相對厚重。早期花紋簡單，晚期多用獸麵紋裝飾。到了西周，除沿襲商代的形式外，還出現了附耳。上下部可以分開的甗，在下半部（鬲）上也加有附耳。與此同時，還出現了長方形的甗。春秋戰國時，甗的器身變得相對較薄，許多器物不再用花紋裝飾。
西周末春秋初，這種實用性很強的甗往往作為禮器，與鼎、簋、豆、壺、盤等組成成套的隨葬品，置於墓中。現在考古發現的甗多為聯體鑄造，間或有分體鑄造的形式。最獨特的，當屬1976年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的三聯甗，通高35.5厘米，不僅甑、鬲分體，而且鬲為長方形，六隻方足，腹底平而中空，可以盛水，其下可以焚火。案麵上，有三個灶孔，分置三甑，可以同時炊煮三種食物。
4．簋（guǐ）
簋是商周時重要的禮器，用於放置熟食。《說文解字》中記載：“簋，黍稷方器也。”圓口，《周禮·舍人》注釋上說“皆雲圓曰簋，謂內圓也”，說的便是簋的圓口。在宴席和祭祀時，簋往往以偶數與列鼎配合使用。《周易》記載：“二簋可用享。”史書記載，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簋一般兩耳或四耳，流行於商至春秋戰國時期。
簋的形製很多，變化也較大。在商代，簋的器身多飾獸麵紋，有的器耳做成獸麵狀。其形體厚重，多為圓形、侈口、深腹、圈足、兩耳，也有一些無耳。西周時，出現了四耳簋、四足簋、圓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種形式，部分簋上加蓋。此時的簋形體依舊厚重，以雲雷、乳釘等為紋飾，也有少數簋僅飾一兩道弦紋，甚至完全沒有紋飾。春秋時期，簋的銅胎變薄，花紋細碎，有的簋蓋鑄成蓮瓣形。戰國以後，極少見到簋。
5．敦（duì）
敦是古代用來盛放黍、稷、粱、稻等飯食的一種青銅器皿，由鼎和簋的形製結合發展而成。與鼎、簋一樣，敦很早便從盛儲器轉變成為禮器。《周禮》上曾記載：“有虞氏之兩敦。”便是敦作為禮器的較好證明。
敦的形狀有點像盂，有的斂口（口沿向內），有的侈口。有蓋，稱為“會”。在其下，有圈底，或者連著方形座，或者用三足支撐。往往也有兩大耳，有的耳下垂，形如珥。在蓋上有圈，取下放置時，蓋上之圈可以當足。值得注意的是，圖錄學家稱為“彝”的器物，從其形製來看，應該是敦。關於這一點，王國維在《古禮器略說》中有所敘述。
春秋是敦發展的關鍵時期。敦於春秋中期產生，盛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晚期，秦代以後逐漸消失。在祭祀禮儀上，敦逐漸取代簋，與鼎配套使用。戰國之後，敦又被後起之秀——盒取代。
6．盒（hé）
盒，或者稱為盒子，是自戰國之後盛行於世的一種盛器。該盛器由底蓋相合而成，也有呈抽屜式的。在祭祀等禮儀上，盒子逐漸取代敦和簋，成為常用器皿。
至於盒子的材質，也各有不同。有的盒子甚至使用純金打造，如宋徽宗《宮詞》中就有“小金盒子黃金帖”這樣的話語。而比較普遍的，是使用竹、木等製成的盒子。有的盒子外塗有漆，稱為“漆盒”。
盒子的使用範圍極其廣泛，食品、飾物等等，都用它來盛裝。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寫道：“唯將舊物表深情，鈿盒金釵寄將去。”說的是用它來裝飾品。而《紅樓夢》中也記載：“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著人數，再裝了盒子來。”這說的是用它來裝食物。到後來，人們往往用盒子裝禮品送人，以至盒子成了“禮品”的代名詞。《儒林外史》中記載：“這就是周先生看見我這一集上隻有荀家有幾個錢，捏造出這話來奉承他。圖他個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
7．尊（zūn）
尊是大中型盛酒器和禮器。流行於商周時期。
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長頸、圓腹或方腹、高圈足。商代時，該器物已經出現，如原始青瓷尊。春秋後期，以青銅製成的尊仍偶有所見。北朝時，出現了青釉仰覆蓮花尊。這種尊的形體高大，繪製精美，顯得富貴華麗。宋代開始，瓷器製成的尊開始盛行，主要用於盛酒或作為宮廷陳設，如汝窯三足尊。清代景德鎮所產的尊式樣豐富，有觀音尊、太白尊、牛頭尊、蘿卜尊、蘋果尊、石榴尊、魚簍尊、馬蹄尊、絡子尊等。
在所有的尊中，犧尊是比較特別的一類尊。這些尊主要出現在商周至戰國期間。由於這些尊往往鑄成牛、羊、虎、象、豕、馬、鳥、雁、鳳等動物形象，故而統稱為“犧尊”。犧尊上裝飾有各種華麗的紋飾，尊蓋做成獸背或獸頭狀。這些犧尊不僅實用，而且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湖南寧鄉出土的一尊四羊尊，方形、大侈口、長頸、鼓腹、高圈足；在腹部四角上，都鑄有一隻大卷角羊，羊胸與尊腹合為一體；羊足鑄在圈足上，而羊首、羊角則凸出器表；尊的四個肩部，浮雕出四條極為生動的龍；羊的頸部還飾有蕉葉紋。該尊造型雄奇、設計精巧、技藝複雜，屬於商周古銅器中的奇珍，其風格特點也在同類器物中獨樹一幟。
8．罍（léi）
罍是酒樽的一種，也可以用來盛水。《周禮》介紹司尊彝時說“皆有罍”，可見，罍一開始可能是酒樽上的一種裝飾物。故而《禮記》中說：“山罍，夏後氏之尊也。”而《疏》中說：“罍，猶雲雷也，畫有山雲之形也。”
作為一種大型的盛酒器和禮器，罍流行於殷商晚期至春秋中期。造型有圓形和方形兩種，方形罍出現於商代晚期，而圓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小口、廣肩、深腹、圈足、有蓋，多用青銅或陶製成。商代後期至西周前期，罍的肩部有雙鼻，到西周後期多無鼻。器身一般布滿花紋，常見紋飾有饕餮紋、龍紋與蕉葉紋等。
留存至今的罍中，以戰國獸耳罍最有名。該器屬戰國時期楚國的青銅酒器，於1933年出土於安徽省壽縣楚王墓中，現藏於安徽省博物館。該器為圓口、直頸、廣肩、鼓腹、圈足，高30厘米，重9.6公斤，兩側有對稱的獸耳銜環，腹部飾有雲紋。罍體較矮胖，花紋裝飾簡潔端莊。整個罍完好無損，是一件戰國時期少見的青銅藝術品。
9．卣（yǒu）
卣是古代常用的盛酒的容器，主要盛行於商代和西周。《尚書》上載“以秬鬯二卣”、“用齎爾秬鬯一卣”等語，因此，有學者認為，卣是專門用來盛放祭祀時用的一種香酒的器皿。
在考古發掘中，卣的數量頗多。基本形製為扁圓、短頸、鼓腹、圈足、帶蓋，往往有提梁。還有少數其他形狀的，如直筒形、方形、圓形、鳥獸形等。筒形卣主要出現在晚商和西周早期，方卣、動物形卣在晚商也已出現，其中，方卣之端莊渾厚更盛於其他形狀的卣，在商代器皿中堪稱精品。
在留存至今的古卣中，以1990年河南安陽出土的鳳鳥紋提梁卣和2006年出土於陝西的聯珠紋提梁卣比較具有代表性。鳳鳥紋提梁卣出土於安陽郭家莊第160號商代墓中。器體平麵呈橢圓形，直口、束頸、鼓腹、圓底、高圈足、有蓋。蓋、腹部和圈足上都鑄有四條扉棱。除了紋飾外，該器蓋內和腹底都鑄有相同的銘文，通過辨認，當為“亞址”二字。西周聯珠紋提梁卣外形呈扁圓形、腹扁圓外鼓、圈足外撇、弧蓋，肩上有兩個半圓形的鈕環與綯索狀、曲形的提梁相連，提梁的底環有銷，用以固定提梁。在器物上，有銘文，其文如下：“乍(作)大（太）子丁尊彝”。該器出土於西周文化的發祥地，保存完整，造型精美，為研究商末周初的曆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10．觥（gōng）
在古代，宴飲盡興時，往往使用“觥籌交錯”加以形容。可見，觥是古代常用的一種酒器。作為一種盛酒器，該器皿流行於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從現在流傳和出土的文物來看，觥的形製不一，其基本式樣有：角形圈足式、橢圓體龍首蓋圈足式、虎鳧合體式、長方體垂角獸頭蓋圈足式等。從式樣上來分析，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器身為橢圓形或方形，圈足或三足、四足不定，帶蓋，蓋常常做成有角的獸頭或者長鼻上卷的象頭。與犧尊不同的是，該器的蓋往往做成獸首連接獸背脊的形狀。
1959年，山西石樓花莊出土了一尊龍紋觥。此觥整器呈牛角狀，首部作龍頭狀，上有雙角；龍口有齒，其間隙用以注酒；龍背作蓋，上有鈕狀捉手；器身下有方形圈足。這是現存著名的商代青銅器之一。另外一件可作為青銅器斷代的標準器的，是1976年出土於陝西扶風的折觥。該觥上刻有銘文，記載了周王賞賜給折土地、奴隸、青銅器皿等事件。該器腹部呈長方形，有蓋，蓋的前端為獸頭形，造型穩重，裝飾富麗。
在禮器中，用以蒸煮食物及盛納飯食、酒等的器皿很多，除了上述10種之外，尚有觚、方、彝、瓿、盉、簠、爵、俎、枓、斝、籩、勺等，不勝枚舉。製禮作樂，除了這些盛設禮物的器皿之外，樂器在各種禮儀活動中也不可或缺，以下略述一二。
1．鍾（zhōng）
作為樂器名稱的鍾是古代一種著名的打擊樂器，《左傳》中記載：“鍾，音之器也。”《廣雅·釋器》中載：“鍾，鈴也。”該器盛行於青銅時代，是象征地位和權力的樂器。《禮記》上說：“垂之和鍾。”先秦時，王公貴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種儀典、宴席乃至日常燕樂中，鍾樂得以廣泛使用，“鍾鳴鼎食”之稱可見其盛。
鍾的曆史久遠，考古學家在河南陝縣廟底溝仰韶文化遺址中，曾發現由細泥紅陶製成的陶鍾。該器物高約9厘米，長約5厘米，有柄，光滑無飾物，其肩部兩旁各有小孔與內腔相通。由於該器物的腔體橫截麵並非正圓形，具備了後世銅製鍾的某些特點，有學者認為，這很可能是原始形態的鍾。迄今為止，先秦編鍾的發現數量相當可觀，據不完全統計，共有900餘件近200組之多。在這些鍾中，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鍾最有名。該編鍾共64件，分三層懸掛在曲尺形鍾架上。上層懸掛了三組鈕鍾，共19件；中、下兩層各懸掛了三組甬鍾，共45件。這些鍾的總重量估計已經超過了2500公斤，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龐大的編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