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曆史上，自從金石文獻進入人們的視野，便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些學者重視金石，並對其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另外一些學者則對研究金石的學者嗤之以鼻，認為他們玩物喪誌。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的影響下，一批學者放棄了對金石的愛好，轉攻經典著作；另外一批學者，則在治經史之餘，兼及金石；還有一些學者，幹脆沉湎在金石的研究之中，不再對其他文獻過分關注。過分貶低金石研究的人，顯然在觀點上有所偏頗；而沉湎其中的學者，則又需分別來對待：若斤斤計較小處的不同，則確實有“玩物喪誌”之嫌，但若能對其中某一些門類的脈絡、對某一段曆史時期的金石爛熟於胸，並將這些知識及時地傳播給其他學者，使其研究的價值彰顯，則又值得尊敬了。
金石學既然能成為一門學問，自然有其價值。具體說來，金石學至少在三個方麵的價值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金石學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姑且不說那些畫像石和吉金所展現出來的藝術美感，僅僅從書法上來看，留存和出土的這些金石器物堪稱人類書法藝術的寶庫。在留存的器物中，有不少原是屬於社會上層人物的。在這些器物上，書法的字體之美、變化之多，可以構建起一部書法流變史。除了這些之外，也有相當比例的書法遺存來自民間。民間器物上的書法作品，在當時算不上上乘之作，甚至不入流，即便在現在看來，仍舊屬於下乘之作。但是，這些作品帶著當時的時代氣息，能給現代書法藝術的創作者帶來不少視覺上的衝擊，甚至能提供不少信息，使日臻完美的作品更增質樸或者稚嫩的書趣。
漢代以後，人們對書法的重視程度日益加重，特別是在隋唐科舉取士之後，好的書法往往成為科舉中選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文人學士紛紛摹拓前人名作，研習揣摩，使書法早早地成為了一門專門的學問。一開始，眾人均重視對真跡的臨摹，到後來，學者往往為了追求更為高妙的境界，上溯晉、唐，直至秦漢，甚至追尋到先秦。時代越往前，紙質和絹質文獻留存越少，於是，書法愛好者們開始關注金石，捶拓、臨摹，透過刀鋒看筆鋒，甚至刻意追求那種金石氣，整個社會的書法也逐漸形成了新的審美感受。
以上僅僅從書法藝術的角度來審視，其實，圖繪、雕刻、璽印、封泥無一不是如此。
其次，金石文獻能給人帶來文學上的審美享受。金石文獻的文辭之美，一開始並未受到人們的關注。因為曆代流傳下來的各類文獻很多，金石學者一開始對金石文獻的文學價值並不太重視。但是，這一現象逐漸得到了改變。比如，龔自珍在給《商周彝器文錄》作序時認為，夏商周時期是不存在專門的文學名家的，所有的文字記述都托於史官，史官所寫的那些祭祀天地、鬼神等的文辭，實際上就是文章的源起，這些史官也就是後代文章家的祖先。因此，商周以來的金石文獻的文學審美，值得關注。黃公渚則認為，金石方麵的文字都有一定的寫作規範和法度，而且這些文章多出於太史的手下，值得重視。“讀金石文字者，不啻為太史氏親炙弟子，不猶愈於讀《史》、《漢》乎？（見《周秦金石文選緒言》）”這類論述很多，無不說明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金石文獻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