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名趕到寶安黨校，未見到李高揚卻先見到鑲飾於寶安黨校大樓走廊中他的一幅幅的書法作品：雄秀相兼、蒼逸互濟、流暢爽勁，靜之如巍巍青山，動之如江河飛舞，於這高潔空曠的走廊頓生一番蒼森鬱茂、質樸雄勁的生氣，隱隱的磅礴之勢，其美給人以藝術享受，其韻給人以心靈震撼。鐵筆銀鉤，靈蛇飛舞，沉雄獷放的氣韻、跌宕淩厲的筆勢、剛健而柔勁的風格之中隱隱透出書者的剛勁的風骨、豪邁的氣度以及睿智敏銳之神采，讓筆者未見其人而先深感不枉此行……
李高揚生於梅州城的一個革庭家庭，無論是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係，早年參加革命，曾作為學生代表打著“反饑餓，反內戰”的口號上南京向國民政府抗議的書法家的父親；還是“紅小鬼”出身，五十年代曾任縣委秘書，後棄政從教的母親都是他生命中的榮耀。在這一個充滿了儒家文化的客家小城，在這個充滿了墨香的書香世家李高揚珍藏了他童年中真為美好的記憶。
當然李高揚的記憶中也曾有不愉快甚至苦悶，那就是不成文的家規和父母嚴格的管束令他感到不自由。自小父母就教他兄妹五人如何做人，如何處事，甚至連吃飯的吃相都有規定。到他們讀書的時候，父母對他們的管教。在學習上，甚至給他們訂出了學習獎罰的條例。每到周末，父親就把他們幾兄妹集中起來，關在房子裏，要他們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後，再完成他布置的作業。父親的作業通常是一篇，周記作文，習字臨帖十張，又或者是縫補自己的破舊衣襪（因為其母長期因病住院）。誰完成誰就可以先出去玩--這在當時看來可能會比其它“自由”的孩子苦悶，但在現在看來卻又一番充滿了濃濃親情的溫馨畫麵！而因為父母，他們幾兄妹每次在學校舉行的作文、書法比賽中都榜上有名，這給他們以及父母都帶來了許多榮耀與歡樂！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徹底改變了李高揚的生活，也改變了他的命運。那一年父母親被打成“臭老九”、“走資派”，被造反派揪鬥，之後下放農場改造。緊接著，他們兄妹5人也被迫輟學，上山下鄉到了五華縣錫坑鄉圍龍生產隊插隊勞動。
圍龍村雖然距縣城不遠，但經濟落後，農民的日子過得艱難，而李高揚兄妹5人的日子則更加的艱難。在生產隊，李高揚兄妹5人住在一間隻有10多平方米的瓦房裏，陰暗潮濕。房子的另一頭是生產隊的牛欄，平時臭氣烘烘，蚊蠅成群。他們每天跟著大人下地勞動，經受著日曬雨淋的艱苦磨練。當時生產隊實行工分製度。10個工分值1角多錢。因為李高揚還未成年，所以幹一天隊裏給他6到8個工分，才算幾分錢。兄妹5人都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他們經常連紅薯飯都吃不飽。在他略大一些的時候，生產隊把他當成了一個全勞力。這時候他掙的工分比剛插隊時多了，但同時所分配的工作卻更是艱苦。有幾年，凡是修水庫隊裏都派他上去，而一去就是好幾個月大半年，拉板車、抬石頭、挑土方，曬得又黑又瘦，但這種磨練卻也使他的個性更為堅韌。
日子簡簡單地重複著，而文化大命革卻搞得如火如荼。當時隊裏到處都在搞“忠字的海洋”，需要能寫會畫的人。李高揚的字寫得好，又略懂一些畫技，在搞宣傳時，生產隊把他當成了寶貝，派他在村子裏的牆上畫“朵朵葵花向太陽”的毛主席畫像，寫“抓革命出生產”之類的大標語。這工作不但減輕了他的勞動強度，而且掙的工分也比過去高，可以稍微改善一下兄妹們的生活，更得到了鍛煉，所以他幹得十分賣力--而這正得益於父親嚴格的教育。時至今日，在村子的那一些牆上，仍有他當年留下的墨跡，印記著那個艱苦的歲月。
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都被貶作“臭老九”，人人避而遠之。而在為生產隊寫標語的過程中李高揚卻逐漸懂得了知識的價值，知道知識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他開始近乎拚命地讀書。雖然家貧如洗，但他家卻是書香門第，祖上與父輩均有不少藏書，而李高揚就在這一本本涉及文學、書法、繪畫、音樂等方麵的書上如饑似渴地汲取著知識的養分。
“閣樓就是我的學校，我的課堂”李高揚這樣說。在李高揚兄妹屋子上麵的一層小閣樓，幾個平方大小，低矮、黑低，站立起來頭就頂著瓦片。李高揚每天放工之後就鑽上這個小閣樓讀書學習。就像小高爾基的那一個小閣樓一樣，沉浸在知識的海洋裏的李高揚，把這當成為他的天堂。當時村裏麵還有一位與他類似的青年，李高揚工餘有空就與他一起學習，討論，成為了要好的書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