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誌：我一直不覺得台灣走在前麵，我真的覺得彼此的學習很重要。比如剛才說的台灣媒體的問題，台灣的媒體正在迅速庸俗化、商業化、消費主義化，而在大陸，從《南方周末》、《城市畫報》到很多其他雜誌的品質也讓我嚇呆了，這些有涵養的媒體是台灣做不出來的。我又碰到很多大陸媒體人，他們是非常理想主義的，20世紀80年代台灣衝撞體製時這種理想主義也在台灣出現過，現在反而消失了。在廈門，我看到一份名為《搜街》的雜誌，覺得很感動，台灣沒有這種城市文化雜誌。在很多方麵台灣也許走得太超前，當年對體製的衝撞導致理想主義不見了，但現在大陸還有。很多大陸的朋友跟我說你不了解大陸，說大陸的媒體糟糕死了，可能都是遠距離看比較美好吧。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彼此能夠有機會更多地學習和認識對方，這非常重要。
主持人李亞：剛剛你提到“感覺到一些失落”，根本原因是什麼？是一個社會中的商業化進程必然對文化造成侵蝕，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還是說在台灣有什麼因素造成這種失落？
張鐵誌：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也沒有很好的答案。舉個例子，比如鳳凰網有讀書頻道和文化頻道，台灣沒有，最大的就是雅虎奇摩。台灣媒體沒有書評版麵，大陸的報紙一個接一個增加書評版麵，這是一種現象。剛剛你問到為什麼，我不覺得這是商業化的必然，但美國和日本的情況就比台灣好，知識階層對文化的關注都比台灣好。所以並不是說經濟發達的社會就必然對文化不關注，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初步認為，可能台灣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被壓抑太久，90年代進入媒體化時代——台灣同時麵臨的是全球消費時代，比如全球化就是從90年代開始的——大量的國際資本流進來，台灣的媒體突然打開了。所以台灣的民主化和商業化是同時開展的，公共領域沒有建立起來，就被太多消費主義所侵蝕。比如說《蘋果周刊》和《壹周刊》進來後，台灣媒體迅速被八卦化。我覺得這有曆史的某種偶然性，但是當然不代表我們不能去改變這種趨勢，很多關注文化的台灣朋友都希望慢慢地重新建立起失落的傳統。
主持人李亞：鄒老師是資深電視人，有沒有覺得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文化被“娛樂致死”的概念引導了價值取向呢？
鄒振東：我一定是扮演一個“萬惡者”的角色，媒體是萬惡之源，當大家找不到答案的時候就是媒體害的。但我還是持一種樂觀的態度，我比較崇拜年輕人。我聽到非常多的論調就是今不如夕，比如說道德滑坡啊，文化喪失啊，青年人如何如何啊。我發現這是一個很怪的現象，每一代都說下一代不太好，老一代人總說下一代人不成熟，一代一代的這樣下去。上一代都認為下一代是垮掉的一代，但是最後都知道首先垮掉的是自己。
所以我一直持樂觀態度，包括“娛樂致死”。應該如何看待娛樂？我覺得娛樂其實很有好處。我舉一個例子，過去營養學家一直認為有一種東西叫“垃圾食品”，就是粗纖維，粗纖維的定義就是沒有營養也不被人體吸收的纖維，這是80年代主流營養學的主張。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人體多了很多毛病，比如糖尿病、痛風、便秘，我們發現粗纖維是很好的東西，沒有營養的東西其實也是很好的東西。
我們看事物，經常評判它有沒有教育意義，常認為娛樂節目沒有教育意義，很無聊。後來我想，娛樂是否也是某種形式的“粗纖維”？比如台灣的郭台銘在大陸經營的富士康，有一段時間持續出現員工跳樓事件，當時我跟台灣的“綜藝教父”王偉忠聊天，我說我們給他們開個藥方吧。我們先寫下來不給對方看，然後一起拿出來，結果我們不約而同寫的是娛樂。據說富士康是半軍事化管理，新招聘的員工看到一個員工邁著正步走向食堂，大家就知道這是富士康出來的。他們沒有發泄的通道。現在很多社會病大家排解不了，前不久大學生自殺事件也是接連發生。所以我覺得“粗纖維”也未嚐不是一個好辦法，未必一定要很高調的說這個東西有沒有營養，它不過是幫你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