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互聯網的出現有顛覆性的意義。我在想，這種顛覆到底有什麼特征？簡單來說，剛進研究所的時候，我們主要的功課就是抄卡片，我所有的知識，都是從書本上、一些史料上“抄”來的。抄卡片這種治學的方式，用史學界一位前輩範文瀾先生的話講，“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那時候由於資訊匱乏，獲取資訊所要費的周折比較多。我們很難得會有一本好書，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吃透。而且要寫讀書筆記，要做卡片，我們治學的認真程度是比較高的。所以那個時候做學問不像現在，現在你有非常廣泛的資訊來源，你上網搜主題詞，網絡一下給你提供各種各樣的海量資訊。那時隻能憑一些有限的書刊、資料，你把它彙攏過來篩選，最後得出你想要的東西，然後再寫成論文或書。
現在好像不是這種治學方式了，現在我們很難看到有人很投入的去讀一本書，認真地寫讀書筆記，做卡片，把它真正消化掉。在20世紀90年代末，我和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先生對話，談今後會是怎麼樣，今後社會、學界會是怎麼樣。
我提出了一些觀點：一是由於電腦和互聯網的逐漸普及，我預測十年以後寫論文和著作的方式會有改變。因為大家隻要上網，把各種各樣的文章拷貝下來再重新組合一下，就變成一篇論文甚至是一本書，那時浮躁的學風一定會出現。二是將來不會再有名人手稿或是名人書信、尺牘之類的東西。因為以後大家都用電子郵件交流了，你想搜集名人的手跡這一類東西，就不太容易了。
若幹年後我們倆又聊起這件事，他也確實承認，我說的這兩點好象都變成現實了。至少我知道，像在北京的潘家園，如果你想買一份名人書信，價錢上去了，這類東西已經變成收藏品，而且越來越少了。
治學模式改變，思維模式也在改變，人變得很浮躁，我自己的體會就變得比較浮躁。為什麼呢？我以前寫文章的方法，如同我剛才描述的治學方式，現在都很難堅持了。互聯網太方便了，我不用去買書，也不用到圖書館去查資料，我坐在家裏，搜索和拷貝一些資料就可以組合成新的文章。這個時候自己好像麵臨一種思想上的危機，到底這麼做還有意義嗎，這還算是做學問嗎？我常常會這樣問自己。
當然，也有一些東西是上一代人教給我的，我也願意和大家分享一下。他教給我的這些東西讓我逐漸擺脫了這種狀態。這個東西就是有一種逆向的思維，凡是老師教的，書本和教科書上講的，或是領導說的，總之權威的資訊，允許不允許質疑？我的父親跟我講是可以質疑的，報紙說的也好，領導說的也好，你一定要想想他為什麼這麼說。
我覺得，之所以在後來我還能繼續產生思想，還能夠寫東西，就是得益於這一點。就是對於海量的資訊，麵對海量資訊的互聯網時代，我還能夠有自己的篩選標準，有自己對於資訊的分析和判斷標準，這主要來源於相對獨立的，甚至是逆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