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那兩三年間霍英東究竟將多少物資運回內地，至今沒有一個精確的說法。而成百上千次地穿過封鎖線，用霍英東的話說是“成功率99%”。最大的一次失利，是1952年11月20日，“黑貓”號往蛇口運送一批五金時，遭遇港英水警武力追捕，在奮力突圍過程中被撞沉，兩名船員落水遇難。這在當年的香港，成為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紅”運當頭
不少人相信，霍英東是靠朝鮮戰爭時“走私發達”的，他冒險所得的運輸報酬，平均約占貨物總值的兩成（視不同貨物比例不一），毛利確實不低，但利潤一部分要分給入股的諸多股東及支付工人工資，還有近一半要用來“打點”港英政府各個“緝私”部門。他自己主要的收入靠船租，3年下來，粗略估算大約是100多萬港元，並未暴富，隻能說掘得了第一桶金。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之一是，每天隻睡3個小時，體重一度隻有40多公斤。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署。不久，霍英東幾乎傾其所有資本，並向彙豐銀行貸款150萬港元，以280萬港元價格購買香港富豪利氏家族名下一棟大廈，開始進軍房地產業。稍後更首創“買樓花”，即拿著規劃圖紙就賣房子，自此走上真正的致富之路，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他成為香港巨富。
霍英東後來感歎說，有時他“賣樓花”一天所賺的錢，就超過了朝鮮戰爭三年海上運輸的全部收入。他還曾出任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1961年，他又與早年皇仁書院的校友何鴻燊合作，進軍澳門博彩業，當上了澳門娛樂有限公司的最大股東。
但港英政府對霍英東突破“禁運”支援新中國一事，始終耿耿於懷，此後40年間，一直對其在港地產及其他業務發展進行打壓，甚至不惜動用輿論攻擊其個人聲譽，以動搖客戶信心。港英政府亦從未給霍英東頒授爵位和任何一枚勳章，以霍氏在香港商界舉足輕重的實力及地位，這一做法實屬罕見。20世紀70年代，備受壓力的霍英東不得不逐漸淡出企業界，轉而投身體育事業，中國得以恢複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合法地位，他出力尤多。
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主管統戰工作的廖承誌公開表示：“我為霍英東先生正名，他的‘走私’是幫我們運送戰略物資，為抗美援朝做出了貢獻。”他也是最早鼓勵霍英東回內地投資，支持內地改革開放的中共領導人之一。
早在1979年2月，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的廖承誌致信國務院旅遊局局長盧緒章，希望盡快促成霍英東投資廣州旅遊業一事。4年後，即1983年2月，坐落於廣州珠江之濱沙麵島（原英法租界）的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這家由霍英東斥資5，000萬美元與廣東省合作興建的五星級酒店，是改革開放後吸引境外資本的第一批“樣板工程”之一，比寧波幫船王包玉剛投資、鄧小平親自題寫店名並出席開業典禮的北京兆龍飯店，還早上兩年問世。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歸祖國第二天，首任特區行政長官、前東方船王董浩雲之子董建華，親手給霍英東頒授特區政府最高榮譽獎“大紫荊勳章”，這位“紅色私商”40多年來遭港英政府歧視的悶氣，至此一掃而光了。
粵人遷港記
1947年至1949年之間，中國內地大批工廠企業南遷至香港，時稱“工業南逃”。據當年香港出版的英文雜誌《遠東經濟評論》轉引港英政府的統計數據，1947年國內各地遷港工廠約有50多家，而1948年第一季度新登記的260家工廠中，至少六成以上是國內“逃”來的。該刊還估計，截至1948年5月，內地“逃港”工業資金多達兩億港元以上。
在這些遷港工廠中，來自華南工業重鎮廣州及周邊地區的為數不少。如香港《華僑日報》報道：“廣州工業逃港也極洶湧，近來橡膠、針織、火柴、織布、五金、化學工業、化妝品等紛紛遷往香港，截至現在可知之數約達百家左右。”隻是粵港兩地向來經貿關係密切，資金流動頻繁，且廣州的工廠規模相對較小，遠不如同期南遷的上海和天津等地一些著名毛紡織企業引起的震動之大。
當年的工業遷港，大多並非把原有設備大批拆遷搬運南下，而是將國內資金抽調到港，另起爐灶，或將前期海外訂購的設備轉運到港，再投資設廠。至於遷港的原因，從大的方麵說，是國共內戰愈演愈烈，政治和經濟危機互相交織，企業難有穩定的經營環境和市場預期。從具體的方麵說，則是南京國民政府嚴格的出入口管製、物價高漲導致購買力急劇下降以及稅負太重等。
廣州一帶企業，更麵臨江浙財團為主體的壟斷資本，完全控製了進出口貿易渠道的嚴峻局麵，很多工廠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如1948年底，廣州全市工業企業能夠全部開工的不足三成，半開半停的超過半數，近15%是全部停工。如此窘迫情況下，工廠遷港尋找新的出路，也在情理之中。
廣東工業集中“逃港”，這並不是第一次。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廣州等地後，粵商掀起一波遷港潮，規模宏大，很多成了香港各行各業的新骨幹。如廣州一帶的織造廠紛紛遷港營業，使香港織造廠迅速增至數百家，1939年紡織產品出口總額達3200多萬港元，為當時最大宗出口貨物。不少廣東企業，如大華鐵工廠、捷和鋼鐵製造廠、協同和機器廠等，撐起了香港機器製造業的一片天，其他遷港工廠也往往是各行各業中之佼佼者。這一“盛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才戛然而止。
再往前追溯，早自19世紀中葉起，到20世紀20年代之間，大批華南殷商富戶為躲避曆次戰亂陸續移居香港，買地開店經營謀利。隨著香港日益成為東方轉口貿易樞紐，內地與西洋、南洋的貨物人員來往頻繁，南北行、金山莊、銀錢業等民間商貿業相繼興起，且多為廣東的潮州、廣府和四邑（台山、新會、開平、恩平）商人控製，他們也成了早期港商的中堅力量。
在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前出版的《香港華人名人史略》中，所收錄入冊的粵籍人士（包括粵籍華僑）占總數九成以上，其中不乏知名的大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