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國內地逐步實行社會主義公有經濟，且與外界隔絕，再也無商可遷，但廣東人流入香港的勢頭卻並未完全終止。1962年初，處於三年困難時期的廣東省麵臨饑荒壓力，下放到農村的一批青壯年和農民，趁邊境管製放鬆之機，越境到了香港。
其中有一位叫陳仲文的政府基層幹部，原來是1949年後主動北上廣州參加工作的香港愛國青年，因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心灰意冷，決定抓住機會返回父母身邊。他很快成了在香港研究廣東的哈佛學者傅高義的得力助手。而剛從中山大學生物係畢業的曾憲梓，也在此時赴港，後來他在港創辦了“金利來”領帶品牌，並成為改革開放早期回國投資的首批成功港商之一。
1976年-1978年期間，內地政局再度發生波動，嚴格的控製出現鬆動之際，廣東沿海出現“偷渡潮”，又一批渴望追求更好生活的年輕人，冒著種種風險，爭相踏上那個日益富裕的小島。
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先打工後經商，積聚了可觀財富，得以衣錦還鄉。但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些“新港商”大都不願公開談論自己當初經曆的苦澀與艱辛。
“番鬼”看老廣
1963年夏天，一位來自哈佛大學的美國年輕學者，遠渡重洋，抵達香港。他此行的真正目的地，是一河之隔的廣東，以及更廣闊而神秘的中國內地。但那個非常年代裏，極少有西方人能夠“越雷池半步”，更何況是中國人民深惡痛絕的“美帝”一分子呢？
在此之前，他花了3年時間在哈佛學習中文，了解中國的曆史、社會和政治。他留在香港長達一年，大量閱讀當時能見到的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等幾份廣東主要報紙及其他中文資料，並盡可能多地接觸不時由各種渠道移居香港的廣東人，嚐試以這個近在咫尺的南方省份為標本，深入理解與西方世界隔絕十餘年的東方大國內部的風雲變幻。
1969年，《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和政治(1949-1968)》在美國出版，很快就被視為“從外部世界研究共產主義中國的傑出範例”。前後用了6年寫作該書的傅高義(Ezra F.Vogel)，此際已是享負盛名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中心主任則是他的老師，西方近現代中國學的領軍人物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盡量不帶偏見地向西方讀者揭示共產黨執政之下中國的真實境況，是傅高義“隔岸觀火”研究廣東的本意。對中國內地讀者來說，他卻無意之中留下了從另一視角審視那20年複雜曆史的珍貴記錄，還有對中國必須變革的精確預言。
傅高義認為，社會主義改造使經濟事務牢牢地處於國家的控製之下，政治決定取代了市場機製，以至於那20年中，人民生活的基本變化不是來自於經濟上的變化，而是來自政治組織的變化。他由此斷言：“最後，經濟結構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不得不回到不滿意的生活狀態。政治複興主義(指‘文化大革命’)不過是暫時的，因為缺少經濟、政治的基礎來支持它。”
10年之後，中國果然重新選擇了發展經濟的道路，而廣東則成了經濟改革的開路先鋒。
其實，上述研究成果問世僅僅兩年，曾是傅高義哈佛同事的基辛格即受命秘密訪問中國，掀開了中美關係乃至當代世界政治全新的一頁。
在首次近距離觀察廣東的10年之後，1973年，得益於中美關係逐步解凍，傅高義第一次踏上了他通過報刊和采訪所熟悉的那片土地，盡管他仍未能得到實地考察的許可。而自1979年起，他每年都訪問廣東，並在此後大約10年時間裏，得到當地政府和大學研究機構的支持和協助，走遍了包括3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和汕頭)在內的全省所有14個地區和地級市，以及100個縣中的70多個，參觀國營廠礦、商業、農場乃至集體、個體企業。1989年夏天，他的第二本中國研究專著《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問世。
曾任美國駐中國大使(1981-1985)的阿瑟·休默評論說：“(本書)將會長期成為了解中國改革的重要文獻。”而另一位著名的美國“中國通”鮑大可(著有《中國西部四十年》)則盛讚道：“這本書是劃時代的巨著，它描述了鄧小平時代所邁出的冒險的一步。”
有趣的是，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有一位在廣州和港澳地區長期生活的美國人亨特，也寫了兩本書——《舊中國雜記》和《廣州“番鬼”錄》(“番鬼”是早年廣東人對西方人的蔑稱)，記錄他40年在華歲月的所見所聞。曾是廣州美商旗昌洋行合夥人的亨特，在書中多有對鴉片戰爭爆發前廣東商民日常經濟活動的描述，對盛極一時的十三行行商，亦有第一手的觀察記載。
作為廣州當年少數幾位通曉中國話的外國僑民和商人，亨特還通過行商領袖伍秉鑒，把在馬來西亞進修中文時結識的同學四川人袁德輝，介紹給赴廣東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充當譯員，林則徐等人與英國女王之間外交交涉的來往信件，皆由他和袁二人聯手翻譯。據亨特回憶，鴉片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林則徐甚至曾專門派下屬向他了解英軍戰艦的火力配備和結構性能。
與學者傅高義嚴謹細致的學術研究相比，亨特的兩本書更多是稍顯淩亂的個人觀感和回憶，但仍不失為難得的原始資料，可供後世中國人，尤其是對廣東近代商業和社會曆史感興趣者參考。
2013年初，傅高義皇皇60餘萬言的新著《鄧小平時代》中譯本在中國內地公開出版，一時洛陽紙貴。他對以大刀闊斧的改革為主調的“鄧小平時代”的精細記錄與深入剖析，正是奠基於當年對變革躁動最先潛藏與萌發的廣東的近距離觀察。
傅高義曾回憶說，40年後再翻閱1969年寫的那本書時，“驚訝於自己竟能對廣東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古語雲“旁觀者清”，也許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