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一部名為《我來自潮州》的25集連續劇在香港亞洲電視台首播。該劇以中華民國中期至大陸政權易手後為時代背景，講述幾位廣東潮州青年自家鄉赴香港謀生，幾經磨難，終於商場得意，成為巨富的傳奇故事。
對時任亞洲電視主席的麗新集團大老板林百欣發家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此劇正是這位年過八十的潮州富商一生的傳奇寫照。
不到兩年後，另一位說話時始終帶著濃重潮州口音的香港大亨，以984億港元（折合127億美元）身家，一躍登上美國《福布斯》雜誌評出的亞洲首富之位。他就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李嘉誠。
香港，確實是見證百餘年來潮州幫創造商業奇跡的重要舞台，但遠遠不是唯一的舞台。
從上海到曼穀
鹹豐十年（1860年），因二次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的《天津條約》，隸屬潮州府澄海縣的漁港汕頭，被迫成為對外開放商埠。這一年，林百欣的潮州府潮陽縣（現為汕頭管轄）同鄉郭子彬在老家出生。
汕頭開埠後，海路交通比之前方便許多，曆來喜歡“鬧海”的潮州人，大批出外謀生經商，日漸繁華的上海是他們心目中的大碼頭之一。當年潮州人在上海主要與福建人合作經營糖業，設立許多著名商號，他們還一度壟斷了鴉片買賣。19世紀70年代，少年郭子彬隻身來到了上海灘，進了一家煙土（鴉片）行當學徒。因辦事得力又懂一些英語，幫洋行推銷鴉片賺取不少傭金。後來，他索性自立門戶，掙的錢也一天比一天多。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再度宣布“禁煙”，鴉片進口大減。而辛亥革命成功後，禁煙運動更在全國展開，潮商遂轉而大舉投資錢莊業。從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起的近20年間，潮商在上海經營的錢莊多達30餘家，實力僅次於寧波幫和紹興幫。他們還掌控上海的典當和押當業，全盛時期所開鋪號占據全行業的80%以上。郭子彬亦順應時勢，斥資白銀11.8萬兩，成為上海鴻信等4家錢莊的大股東，同時興辦4家麵粉廠和1家織布廠。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爆發後，歐洲各國自顧不暇，棉紗、棉布輸入中國的數額銳減，中國民族棉紡織業得到發展良機。郭子彬與表弟鄭培之合作，先後投入巨資在上海創辦頗具規模的鴻裕紗廠（資本白銀150萬兩）和鴻章紡織染廠（啟動資本10萬兩，後陸續增資共160萬兩），聘用外國技師，引入先進設備，產品暢銷國內各大商埠及東南亞各國。孫中山曾為鴻裕紗廠手書“衣被群生”的牌匾，郭子彬自此一洗“鴉片商”惡名，躋身近代上海著名實業家之列。
直到1932年去世前，郭氏經營棉紡織業近20年。在此期間，眾多潮商也受“實業救國”思想影響，紛紛在上海創辦棉紡廠、染織廠、麵粉廠、抽紗廠、印花手帕廠和以生產潮汕傳統食品為主的食品廠，將商業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實力日益壯大的潮州商人，與廣府商人共同組成粵商陣營，與江浙商人及勢力日漸消退的徽商分庭抗禮，鼎足而立於上海灘。
1927年，當晚年的郭子彬仍兢兢業業終日操勞之際，17歲的少年陳弼臣背起行囊，離開了潮陽老家。不過，他此行並非北上，而是南下，投奔遠在泰國曼穀打工的父親。陳弼臣早年生在曼穀，5歲時才被父親送回潮陽讀書識字。跟許多家境不佳的海外潮州人一樣，再次回到曼穀的陳弼臣幹過不少收入低微的工作，一步步向上奮鬥。1935年，在朋友資助下，他開辦了一家從事五金木材買賣的亞洲貿易公司，並逐步擴張生意，涉足食品、藥物及大米外銷業務，在此過程中建立了廣泛的商業關係網。
1944年12月，陳弼臣與其他10位泰國商人一起，籌資20萬美元，創立盤穀銀行。到了1952年，更因其優秀的經營能力和良好的聲望，獲推舉為盤穀銀行董事長。麵對朝鮮戰爭後低迷的市場環境，陳弼臣意識到政府支持的重要性，果斷邀請泰國財政部次長出任盤穀銀行會長，財政部亦因此投入巨資持有六成股權，銀行變為官商合營。作為回報，盤穀銀行獲得了泰國政府金融相關業務的代理權，社會及行業地位迅速提高。
在陳弼臣帶領下，盤穀銀行率先走出泰國，先後於香港（1954年）、東京（1955年）、新加坡（1957年）、吉隆坡（1959年）、大阪（1970年）等亞洲主要城市設立分行，而泰國實力數一數二的農民銀行，直至1975年才首次設立海外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