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依靠陳氏的苦心經營，盤穀銀行創立的最初20年裏，保持平均每年20%的資產增長率，最終在泰國十多家內外資銀行中脫穎而出，成為規模最大的銀行（近年來居泰國第二位及東南亞第五位），他也榮升泰國首富。
兄弟同心
早在少年陳弼臣重返曼穀之前的五六十年裏，泰國（當時稱暹羅）的潮商無論數量還是實力，都已居於當地華商的前列。他們涉足航運、出入口貿易和金融等多個行業，出了很多知名商人。到了20世紀20年代，實力雄厚的潮州商幫，公認是暹羅華僑五屬（潮、閩、瓊、廣府、客家）商幫之首，當時暹羅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八大行”（八大華僑企業），老板全都是潮商。
潮州人紮堆泰國並得以在商業上大顯身手，遠因與18世紀中後期（清乾隆年間）潮州人鄭信依靠武力和權謀統一暹羅全國，建立強大王朝有關，至今泰國仍設有“鄭王節”以紀念他的偉業。近因則是汕頭開埠後，華南與泰國之間的第一條定期海運班輪，就是從汕頭港始發的，潮州人由此得以大批南渡。
再往前追溯，敢於冒險犯難似乎是潮州人與生俱來的天性。明朝中葉，潮州商人尚未成“幫”之時，他們更多的是以“亦盜亦商”的海寇身份出現，與福建的漳州、泉州同道一起，構成東南沿海海寇商人的主力。他們多以閩粵交界的南澳島為據點，從事海上走私貿易，甚至與明朝軍隊武力對抗。
而早年“刀口上舔血”的海寇生涯，讓人更容易理解為何潮商與閩商都以喜歡抱團打拚聞名。出身潮州府揭陽縣的鄭氏四兄弟，數十年如一日通力合作，打造百年老店“捷和製造”的往事，至今都是後進潮商的精神楷模。
捷和原是19世紀末揭陽縣城一家打鐵作坊，老板姓鄭，辛亥革命爆發不久，因承接當時社會上急需的證章、號碼牌、童子軍用品等而生意興隆，可惜創始人猝然逝世，遺下家業由4個年紀尚輕的兒子繼承。二十出頭的長子鄭植之，深感小小縣城難以施展，遂於1922年赴泰國從師學習打造金器首飾的技能，3年後學成歸來，再經數年積累準備後，與三弟鄭翼之一起到省城廣州設廠。
恰好此時“南天王”廣東軍閥陳濟棠擴編粵軍，需用大批裝備，鄭植之通過陳濟棠高級幕僚中的潮州同鄉牽線，承接了鋼盔、防毒麵具、軍用水壺等巨額訂單。在當時工業實力薄弱的廣州，能生產這類產品的工廠甚少，“捷和製造”一炮打響。不到三四年間，該廠規模迅速擴充，工人多至300餘人，躋身廣州有名的工廠之列。1936年陳濟棠反蔣失敗下台後，捷和很快轉產鑄銅、軋鐵，以填補軍需品訂單劇減的空白。
“七七事變”發生前夕，對時局甚為敏感的鄭植之擔心戰事遲早會波及華南，經與眾兄弟商量，決定將所獲利潤轉移投資香港，增加新設備，並恢複生產戰時急需的軍用品和兵工器材。全盛時期的1941年，四兄弟合力經營的香港捷和製造廠已擁有3處廠房，雇用數千名員工，訂單額常在千萬元以上，成為當時香港數一數二的大廠。同年年底，日寇攻占香港，鄭氏兄弟被迫棄廠逃回內地，輾轉千裏，先後到廣西柳州和貴州獨山設法建廠複工，堅持生產電話銅線等緊缺戰略物資，期間困苦一言難盡。
抗戰勝利後，捷和遷回廣州和香港，因內戰頻仍，廣州工廠業務難見起色，反而是香港戰後大舉重建，捷和抓住機會取得訂單，獲利不小。戰時香港海域有不少沉沒艦船，陸地上遺留大量炮彈，鄭氏兄弟征得港府許可，打撈沉船廢鐵，軋製鋼筋，搜集彈殼舊銅，製作金屬用品。因此之故，在不少戰後長大的香港人印象中，捷和是“靠拆船起家的”。
據時人回憶，鄭氏四兄弟都沒有受過太多教育，但大哥植之擅長交際，信息靈通，二弟則耀勤勉穩重，善於守業，三弟、四弟則聰敏好學，精通技術。赴港發展後，四兄弟各主管一廠業務，平時隻領工資，從不隨便動用公款，且彼此長期和睦，未有過因業務方向、財產分配乃至個人品行而鬧分歧等一般家族企業常見的不利傳聞。
後來，捷和製造廠發展為捷和集團，除工業製造業外，還相繼從事地產及投資等行業，現在仍是香港實業界令人尊敬的企業之一。
“他”來自潮州
1997年12月，正當《我來自潮州》一劇及其改編自流行名曲《愛拚才會贏》的主題歌，成為香港人街談巷議的熱點時，人稱“林伯”的林百欣，卻在入境台灣時被捕，罪名是涉嫌曾向台北縣地政局官員行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