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源於其他姊妹藝術的“勢”論。東漢書法家崔瑗著《草書勢》（《全後漢文》卷四十五），蔡邕著《篆勢》和《隸勢》（《蔡中郎集·外紀》），魏鍾繇著《隸書勢》（《全三國文》卷二十四），宋鮑照著《飛白書勢銘》（《鮑氏集》卷十），雖說書法上的“勢”，包含“體”的意思，但上述諸篇中有“絕筆收勢”、“驚勢箭飛”等語；所以，將其理解為“一定書體的用筆姿態”較為得當。繪畫也講究“勢”。據唐張彥遠《曆代名畫記》記載，東晉顧愷之《論畫》中有“有奔騰之勢”，“於馬勢盡善也”等語。宋宗炳《畫山水序》有“自然之勢”語。這種“勢”有形體姿態的意思。《文心雕龍·定勢》曰：“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用繪畫來說明“勢”，足見劉勰是受了其他藝術領域“勢”論的影響的。文勢和畫勢、書勢一樣是“形生勢成”，又一樣要“悅澤”，即要喚起美感，又一樣要收筆而“勢有餘”，亦即要有餘韻。這些因素構成了一種一定形式下的動態的美感，是兵勢所不可比擬的。
綜上可知，劉勰的“勢”難以用今天的語彙硬譯，它是文章風格的客觀因素和文章的動態的美感的合稱，是受了兵勢和其他藝術領域的勢論的啟發而產生的。
八十四、體勢3處
1.文章風格的客觀因素和文章動態的美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定勢》）按“體勢”是劉勰關於文章風格的重要理論概念。“體勢”一詞尚見於陸厥《與沈約書》：“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按《周禮·鄭注》：“禮者體也。統之於心名為體。”體，訓為體統。“體勢”之“體”即指某一體裁作品的規格要求和風格要求；“勢”則指順應這種要求而表現的風格，又因為劉勰提出“文已盡而勢有餘”，所以“勢”還具有存在於文章展開過程中的動態的美感之義。“體”是“勢”存在的基礎。《定勢》雲：“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對於這個問題，劉永濟《校釋》言簡意賅，頗得要領：“情者，作者之情思；體者，作品之篇體；勢者，篇體之姿態；三者事如連環，故曰‘因’，曰‘即’，明其出於自然，未容假借也。”劉說的“篇體”，有體統意；“篇體之姿態”就是“體勢”，亦即特定體裁的共同風格和文章動態的美感。“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提出了方向不容逆轉的“情”→“體”→“勢”的公式，表明了“體勢”論是建立在內容決定形式的基本觀點上的。
由於劉勰標名《定勢篇》，所以曆來對“勢”有定還是無定，爭論很多。其實，從《文心雕龍》全書看來，劉勰是很會運用辯證法的。他的“體勢”論也同樣閃爍著辯證法的光輝。
《通變》雲：“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什麼叫“常”呢？“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定勢》也說：“因情立體，即體成勢。”這種“體”，是“有常之體”，有相對的穩定性，有共同的要領。曹丕《典論·論文》雲：“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文體對文章風格和修辭的不同要求。此後，陸機《文賦》也總結了一些規律：“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淒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稍後，摯虞《文章流別論》也對文體風格作了零碎的闡述。劉勰繼承了前人的觀點，《文心雕龍》前半部即論“文章體製”。劉勰論文體的特點是：“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除了上篇有詳盡的論述外，《定勢》也有歸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核要；箴銘碑誄，則體製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劉勰認為“體必資於故實”，每一體的文章，可以根據前代的創作，總結出寫作要領；根據這種要領，就可以知道應有的風格。這就是“即體成勢”。從這個意義上說，勢由體定，勢是有定的。
另一方麵，“變文之數無方”。文章風格屬於“變文之數”，它有正常和反常的變化，這就是《定勢》闡述的奇正觀。劉勰提倡“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奇、正、剛、柔都是勢。“正”是特定體裁的共同風格，即《風骨》“確乎正式”之“正”。“奇”是因作者和時代的不同而在作品中煥發的異彩（詳“奇”“正”條）。劉勰認為“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故後世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這裏的“方”、“勢”就是“正”，就是文體的風格要求，因時代是發展的，個人風格千變萬化，所以，文章呈現的“奇”也千姿百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勢”又是無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