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二、通變18處
文學發展中繼承與革新的辯證關係采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議對》）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通變》）按《易·係辭上》：“通變之謂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周易·係辭》提出的一個哲學命題，說明了客觀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文心雕龍》“通變”論則利用了“通”和“變”的辯證關係，說明文學的曆史發展，探索文學創作繼承與革新的關係，為文學創作指出一條正常發展的道路。
劉勰認為在文學領域中，必須“變”的地方是“文辭氣力”。
文辭氣力，即辭采、風格。這是日新月異，沒有一定的方術可循的。所謂“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其所以必須“變”的根據是“歌謠文理，與世推移”（《時序》），時代發展變化，文學也相應地要“趨時”；再者，作者的才性不同，決定其創作的不同特色。“各師成心，其異如麵”（《體性》）；最後，“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色》），自然環境不同，也必然影響文學創作。
劉勰認為在文學領域中必須“通”的地方有三：
一、一切文學作品都有文學的共同特性，這就是以情誌為本。“序誌述時，其揆一也”（《通變》）。這是各時代文學繼承性的基礎。
二、各種文體都有其特質。它的內容、形式、語言、風格等都有為曆史所形成的一定的規定性，所謂“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
三、吸取前人的寫作經驗。劉勰在《通變》中列舉了枚乘等五人寫江湖水勢的文字，指出其繼承性。“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他認為有這個借鑒和無這個借鑒，存在著文野之分和精細之分。
劉勰提出，必須“通乎變”，他認為“望今製奇，參古定法”，在規律中求變化，在繼承中求創新，就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使創作的路子越走越寬。所以他說：“變則可久，通則不乏。”把“通變”看作是保證文學發展“日新其業”的重要規律，這是一種辯證的觀點。
“通變”論的提出，目的是針砭當時文弊。晉宋之際，文壇上曾出現追新逐奇的“新變”的潮流。按《梁書·庾肩吾傳》：“齊永明中，王融、謝脁、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南史·徐摛傳》：“（摛）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概述當時的情況，說：“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當然，對於長期統治文壇的玄言、哲理文學提出變新的要求，對詩歌聲律作出新的探索是適應文學發展的形勢的，但是，蕭子顯接著說：“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鹹亦並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蕭子顯推崇他們“求新”，卻沒有看到，這種“不相祖述”不要繼承傳統的結果，隻能將文學引入“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通變》）的形式主義的歧路，求新不得，“失體成怪”。劉勰認為其“擯古競今”，即不要傳統，其“危側趣詭”，即不求其實，所以他標之曰“新奇”（《體性》）。另一方麵，在形而上學思想的支配下，兩漢以來擬古之作很多。對此，劉勰加以嚴厲指斥：“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勖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複邯鄲之步，裏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顰矣。”（《雜文》）顯然，劉勰的“通變”論是高屋建瓴，難能可貴的。
由於劉勰的世界觀的局限，“通變”論像他的其他文學觀點一樣，有著濃厚的儒學色彩。如他認為矯正時弊的最好方法是“矯訛翻淺，還宗經誥”。然而“通變”論對文學發展規律的認識是正確的，具有一定程度的樸素的辯證觀點，給後世文論以深遠的影響。
一三三、因革3處
繼承和革新宋初文詠，體有因革。（《明詩》）參伍因革，通變之數耳。（《通變》）按《論語·為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因，沿襲。《易·革》，“象曰：澤中有火，革。”孔穎達疏：“火在澤中，二性相違，必相改變，故為革象也。”革，改變。《法言》：“可則因，否則革。”又《太玄》：“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劉勰將因、革用於文論，意為繼承和革新。他認為“參伍因革，通變之數耳”，繼承和革新是文學發展的途徑。
一三四、故實2處
舊例采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議對》）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通變》）按《國語·周語上》：“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谘於故實。”韋昭注：“故實，故事之是者。”故實原指足以效法借鑒的舊事，劉勰用於文論，則指“文體”與作者所要表達的“情”之間和文體的“名”與“理”之間的相因相依關係的前所已有的實例。“故實”是指寫作所必須遵守的慣例，研究大量古代作品才能得之，“故實”並非指具體的作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