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應登《世說新語序目》雲：“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說》可睹已。”魏晉六朝士人在清談中很講究語言藝術，這當然給劉勰建立文學理論體係以有益的啟示。如顧長康說：“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文心雕龍·誇飾》則主張“因誇以成狀，沿飾而得奇。”顧悅說：“蒲柳之姿，望秋而落；鬆柏之質，經霜彌茂。”摯瞻說：“方於將軍，少為太早；比之甘羅，已為太老。”《文心雕龍·麗辭》則總結有“言對”、“事對”、“反對”、“正對”等各種對偶方式。支道林說：“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謝道蘊形容雪花說：“柳絮因風起”。《文心雕龍·比興》則提出“寫物以附意，揚言以切事”。殷浩喜愛“束皙慢戲”的“新文”，用手巾函之隨身帶著，讓別人念，自己還忍俊不止。《文心雕龍·諧隱》則指出：“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肯定了這類新文是受到人們歡迎的。總之，完全有理由說，劉勰撰寫《文心雕龍》，不僅博覽了前代的書籍和外來的佛典，而且考察了當時的語言現象，旁搜博采，厚積薄發，從而成就宏構。
三
魏晉六朝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重大變化時期，這個時期出現的新事物、新變化，都反映到放浪形骸的清談之中。作為有識之士的劉勰，從中攝取新概念、新觀點，批判地吸收，在飄逸瀟灑、玄風競煽的土壤上，嘔心瀝血建立了《文心雕龍》這一宏麗無比的文學殿堂。對於清談，他為什麼不像對待前代文論典籍那樣，在《序誌》篇中承認其影響呢？我認為，這反映了劉勰頭腦中儒學獨尊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又代表了一部分士人的時代心理。
誠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殷周之際是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民族文化第一次大轉折時期，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第二次大轉折時期，魏晉六朝是中國文化第三次大轉折時期。我以為，這個時期的特殊貢獻，一是我國真正進入了“哲學的年代”。戰國時期，雖然百家爭鳴，學派蜂起，但是諸子百家莫不圍繞道德、倫理、社會旋轉，所有的學說都是為了“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應用需要。因此，諸子百家中絕大多數屬於倫理學家、社會學家、軍事家、法律家以及應用哲學家；對於自然、宇宙、人生諸問題，他們視為異端，極少討論。而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卻對宇宙的本體、人生的真諦進行了認真的探索，何晏、王弼等學者對老子學說中最根本的東西作了純理論的研究，把以概念的方式進行論辯的思維科學推進到一個最高的階段。這種討論在清談中大量地出現。二是學者們在論戰中(特別是在準學術討論的清談中)采取了平等的態度。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者的風度，其光輝是炳耀整個中國學術史的。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互相攻伐，“禽獸”、“梟亂”，帽子、棍子亂飛，就是“溫柔敦厚”如孔子，對“非吾徒”也叫嚷要弟子們“鳴鼓而攻之”。魏晉學者則不然。清談中，有人弄通了一個道理，“四座莫不厭心”；有人提出了一個難題，“眾人莫不撲舞”，席終人散，傳美千裏。這也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序誌》中自許的“同乎舊談”和“異乎前論”的態度。
以上兩點，既是魏晉學術的主流，對於儒學獨尊的地位，當然又是一場災厄。所以當時一部分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仍然堅持名教。“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指斥“清談誤國”。如《春秋榖梁傳集解》的作者範寧就說：“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傅子》的作者傅玄也上疏晉武帝，力陳清談是“虛無放誕之論”。到了劉勰寫作《文心》的齊梁之世，對清談的鄙夷，在知識分子、特別是儒生中，已占上風。對於捫虱揮麈之徒，士人們不再是熱情地欣賞，而代之以冷漠地批判。幹寶《晉紀·總論》中就對“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的現象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也說：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黃農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複，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
據說，清談家王導將被石勒所殺，臨刑時對人說：“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桓溫入洛時，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望中原，曾慨歎說：“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並把清談誤國的名士斥為“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
平心而論，南朝封建王朝頻繁地更換，是封建統治者殘酷的爭奪所致，“清談誤國”的提法是不妥當的。但是，“清談誤國”論已深深銘刻於齊梁儒生頭腦中，他們不加分析地對清談一概否定，即使自己曾經受益於斯。劉勰就是如此。
綜觀劉勰的一生，在他的前期，既依僧佑讀書十餘年，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又自認是孔子的信徒，連做夢都跟著孔丘走，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在他的頭腦中矛盾鬥爭著。而他寫作《文心雕龍》時，正是他入世思想占上風的時期。《序誌》雲：“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所以才轉而論文。《文心雕龍》站在儒家立場上立論，其理論根據和評文標準，多依儒家經典。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勰當然對清談給予自己的營養諱莫如深。因為活潑潑的辯論、離經叛道的談話、對於玄義妙道的向往，對於一個儒學信徒來說，無異是一種褻瀆。
應該說，清談對於劉勰撰寫《文心雕龍》，無論是在資料的掌握、理論的闡發、作品的分析、作家的品評諸方麵，都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營養。清談和前代典籍是兩種形式的、積澱著不同的時代內容的基礎；對於劉勰的《文心雕龍》寫作，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營養。仔細分辨它們，對它們進行深入探討，對於理解和評價《文心雕龍》，都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