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以前，還沒有文章風格分類的文字記載。後來，唐釋皎然《詩式》用高、逸、貞、忠、節、誌、氣、情、思、德、誠、閑、達、悲、怨、意、力、靜、遠十九字概括詩體；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列博雅、清典、綺豔、宏壯、要約、切至六目；司空圖《詩品》則羅列二十四詩品。然而，比起劉勰的“八體”說，給人截然不同的感覺。究其原因，主要就是他們的風格論往往很少理論色彩而更多藝術的氣味。如鍾嶸《詩品》評範雲的詩歌風格是：“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評丘遲的詩歌風格是：“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後來的文論家於風格的敘述往往采取這種玄而虛之的手法。這種手法產生的弱點是由於含義不明確，在借助想象、美感聯想去體驗它、理解它、說明它時，往往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甚至人各而異，各言其是。劉勰的風格敘述與這種傳統的手法是大異其趣的。如同標曰“典雅”，司空圖《詩品》雲：“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劉勰對於“典雅”的敘述則是：“典雅者，容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隻要比較一下，就可看出，前者是建立在我們審美經驗的基礎之上，訴諸我們的想象的。後者是建立在概念、分析、歸納、判斷的基礎之上，引發我們去進行理性的思辨。這裏，本文不想分析二者的優劣，隻是想指出，對於風格的規定，《文心雕龍》和傳統的敘述方法是不相同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二
如果說，《體性篇》講的是某一作家的特殊風格，講的是風格的主觀因素；那麼，《定勢篇》則講的是某一體裁的共同風格，講的是風格的客觀因素。
什麼叫“勢”呢？從來的解釋都很玄虛。而玄虛的解釋則影響了對《定勢篇》的理解。黃侃《劄記》引《考工記》“審曲麵勢”，謂勢者，槷也。槷是臬的假借，《說文》：“臬，射墩也。”又與藝通，訓為法度。其實，“勢”的含義，隻能從《定勢篇》本身找。《定勢篇》之“勢”，源出《孫子兵法》，原意是指特定情形產生的一種自然力。《定勢篇》給“勢”下的第一個定義是：“勢者，乘利而為製也。”按《孫子·計篇》：“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製權也。”劉勰又舉例說明“勢”：“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按《孫子·勢篇》：“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又“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孫子》的“勢”指的是特定的情形下產生的自然趨勢、自然力；而劉勰在暗引了上述話後，說“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提出了“體勢”論。在這裏，體指的是體統。按《周禮·鄭注》：“禮者，體也。統之於心名為體。”體是可訓為體統的。在《定勢》中，亦即指的某一體裁作品的規格要求和風格要求。勢，則指順應這種要求而表現的風格。所以劉勰說：“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對於這個問題，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言簡意賅，頗得要領：“情者，作者之情思；體者，作品之篇體；勢者，篇體之姿態；三者事如連環，故曰‘因’、曰‘即’，明其出於自然，未容假借也。”劉說的“篇體”，有體統意；“篇體之姿態”，就是“體勢”，亦即特定體裁的共同風格，亦即風格的客觀因素。
由於劉勰標名《定勢》，所以曆來對“勢”到底是有定還是無定，爭論很多。其實，從《文心雕龍》全書看來，劉勰是很會運用辯證法的。他的“體勢”論也同樣閃爍著辯證法的光輝。
《通變》雲：“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什麼叫“常”呢？“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定勢》也說：“因情立體，即體成勢”。這種“體”，是“有常之體”，有相對的穩定性，有共同的要領。曹丕《典論·論文》雲：“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第一次提出了不同文體對文章風格和修辭的不同要求。此後，陸機《文賦》也總結了一些規律：“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淒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狂。”稍後，摯虞《文章流別論》也對文體風格作了零碎的闡述，劉勰繼承了前人的觀點，《文心雕龍》前半部即論“文章體製”。劉勰論文體的特點是：“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他一反從前為文體而論文體的研究態度，更多地從文章的內容、效用和題材出發，指出每一體的文章所應有的風格特點，為寫作服務。關於各體文章的風格，《文心》上半部有詳盡的論述，《定勢》也有歸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覆要；箴銘碑誄，則體製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劉勰認為“體必資於故實”，每一體的文章，可以根據前代的創作，總結出寫作要領，根據這種要領，就可以知道應呈現的風格，這就是“即體成勢”。從這個意義上說來，勢由體定，勢是有定的。
另一方麵，“變文之數無方”。文體風格屬於“變文之數”，它有正常和反常的變化，這就是《定勢》闡述的奇正觀，劉勰所論文勢的奇正也源於《孫子》戰勢的奇正。《書記》雲：“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可見劉勰是相當熟悉戰勢兵謀的奇正的。按《孫子·勢篇》：“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孫子講的是兵法，講究出奇製勝；劉勰卻提倡“然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顯然，奇正剛柔都是指勢而言。對於奇正的解釋向多歧義。詹鍈先生認為奇正即新奇和雅正，（見詹鍈《文心雕龍的定勢論》）我認為是欠當的。什麼叫正呢？這個“正”，就是特定體裁的共同風格，即《風骨》“確乎正式”之“正”。劉勰認為這是作者必須遵守的，所謂“體必資於故實”。什麼叫奇呢？劉勰認為雖然某一特定體裁的作品要求作者遵守這一體裁的共同風格，但是，作品也會因作者和時代的不同而煥發異彩。並且，一個藝術家基於一時的境遇而產生的某種心情，由於一種新穎獨特的客觀事物所喚起的某種特殊意緒，還會使其某一或某些作品具有偏離其基本風格的另樣風格。如陶淵明，有他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也有他的“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這，就是奇。劉勰認為“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返，則文體遂弊。”熟練的老手，能夠依照文體的風格要領來駕馭自己新奇的文風，而那些急於求新的人，卻片麵追求詭奇的文風而失去文章體統。劉勰還指出，有些人的“效奇之法”，不是煥發個性和時代的異彩，而是“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這種“奇”，才是詭巧的、字麵上的“新奇”。這一論點正是針對當時的形式主義文弊而發的。至於“執正以馭奇”之“奇”就不是此意了。《物色》雲：“故後世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這裏的“方”、“勢”，就是“正”，就是文體的風格要求。因為時代是發展的，個人風格是千變萬化的，所以，文章呈現的“奇”，也是千姿百態。從這個意義上說，“勢”又是無定的。
當然，“執正以馭奇”，正與奇在格調上還得統一。“若雅鄭而共篇，則統一之勢離”。假如在要求典雅的奏議中，作者注人了輕靡的字句，那就失去了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也就失去了風格，那正是作家在思想上以及藝術上不成熟的表現。
三
關於風格的分類，雖然劉勰在《體性》中歸納為“數窮八體”；但是，他認識到在給人的感覺上也有剛性美和柔性美之分。這是他在風格論上超越前人的貢獻。
中國古代哲人觀察宇宙，多采用直觀的方法，所以將萬象分為“陰”與“陽”，這種觀念影響了對文學作品風格的認識。摯虞《文章流別論》雲：“文章者，以究萬物之宜者也。”按《易·係辭上》：“象其物宜。”孔穎達“正義”：“聖人又法象其物之所宜。若象陽物，宜於剛也；若象陰物，宜於柔也；是各象其物之所宜。”劉勰多次注意到文章風格的剛柔。他在《體性》中說：“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在《定勢》中說：“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又說：“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在《風骨》和《隱秀》中，劉勰重點探討了風格的剛性美和柔性美問題。
劉勰認為，風骨是文章風格剛性美的特征，亦可稱為風格剛性美的最高典範。“風骨”一詞，原指人的風神骨相，如《世說新語·賞譽》注引王韶之《晉安帝紀》：“(王)羲之風骨清舉。”《宋書·武帝紀》：“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南齊謝赫《古畫品錄》用於評畫，意為一種氣韻生動遒勁的風格。以後，鍾嶸《詩品》用它來品詩，劉勰也用它來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