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附錄《文心雕龍》風格論初探(3 / 3)

《文心雕龍》“風骨”一詞,既承繼了傳統的觀念,有風神、氣韻等涵義;又賦予了豐富的新義。

曆來,對風骨的解說是眾說紛紜的。黃侃《劄記》主張“風即文意,骨即文辭”。劉永濟《校釋》則雲:“風者,運行流蕩之物,以喻文之情思也。骨者,樹立結構之物,以喻文之事義也。”較黃說成理一些,但將風、骨割裂,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劉勰認為,風是“化感之本源,誌氣之符契”。氣指內涵,風指外發,風是誌氣的一種標誌。並且,看來劉勰認為風與情也有微妙的差別,情往往指作家而言,風則指作品而言,所以,“深乎風者,述情必顯”。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情、誌是風的精神基礎,風和情、誌同類,屬人體圖解的“神明”一類,意為作品的激情。這種激情,往往有傾向性,所以又稱“風趣”。至於骨的含義,《附會》說得很清楚:“情誌為神明,事義為骨鯁,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骨即事義,亦即題材和邏輯。隻有題材、推理高度提煉,文字才會簡潔。所以說:“練於骨者,析辭必精。”事義是骨的物質基礎。劉勰在《風骨篇》中正是從人體圖解的角度來闡述風骨的:“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相反,“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征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從風、骨的單獨意義上說,劉永濟《校釋》的解釋還是合理的。

然而,“風骨”聯綴成詞還有其深刻的涵義。過去的批評家往往把風和骨分拆開來,認為這是兩個不容調和、絕對對立的概念。如《劄記》分指意、辭,《校釋》拘於三準,皆染此弊。我認為“風骨”聯綴成詞,意為激情和事義的互相滲透體。《文心雕龍》限於駢文的形式,有些地方單舉風或骨,實際上是互為補充的。如“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其中的“風”、“骨”均指“風骨”。這樣滲透、結合的結果,當然表現為“力”、“猛”、“健”、“峻”、“清”、“明”,當然“捶字堅而不移,結響凝而不滯”。這也就是文章剛性美風格的特征。劉勰是這樣描述這種剛性美的:“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文章具有“風骨”這樣的剛性美,就像鳥兒具有雄健有力的飛翅一樣。這是一種動的美。

造成風格剛性美的原因是什麼呢?西方哲學家康德在《實踐理性的批判》中認為是由於形體的雄偉或精神的雄偉。其實,劉勰早看到了精神(氣)的雄偉是造成“風骨”剛性美的原因。他引述了曹丕、劉楨的有關議論後,說:“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對此,紀盷深得《文心》之理,他的批語是:“氣為風骨之本。”不是嗎?作家往往因性格的偏向而作品也因而呈剛或呈柔。曹操在性格上和藝術上都是“風骨”美的典型代表。試看他的《蒿裏行》,有比他更蒼涼的目光嗎?試看他的《短歌行》,有比他更熱烈的傾訴嗎?試看他的《步出夏門行》,他的頭腦裏恐怕藏著比日月滄海更驚心動魄的宏圖吧?曹操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風骨”美,正是因為他“重氣”,亦即精神雄偉。

劉勰從多樣化的風格中,提出“風骨”作為剛性美的典範,是含有針砭時弊的用意的。《隋書·經籍誌·集部後論》雲:“永嘉已降,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劉勰在《風骨》中指出,有些人“跨略舊規,馳騖新作”,其原因正是缺乏“風骨”:“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采乏風骨,雉竄文囿。”至於文采辭藻,劉勰主“三準”論,也並不偏廢。他認為,“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鳴鳳也。”鷹隼比山雞飛得高,而鳳凰卻比鷹隼飛得更高更美。風骨與辭藻結合,這是文章的理想的美學境界。

劉勰提出“風骨”作為剛性美的典範,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後,文學批評所豔稱的“建安風骨”、“漢魏風骨”,仍然是從剛性美的角度而言的。可惜的是,後人一直未從風格論的角度對“風骨”作深入的探討,一直未用統一體的眼光看待“風骨”。

劉勰認為隱秀是文章風格柔性美的特征,亦即風格柔性美的最高典範。這在《隱秀》中可以得到說明。

通行本《文心雕龍·隱秀》從“瀾表方圓”以下到“朔風動秋草”以上四百多字,都單獨標出,大多數專家認為是明人偽托。近人詹鍈先生認為不是偽托。兩種意見各自成理,因現存資料有限,難以決定。但是,就是從通行本《文心雕龍·隱秀》有限的文字中,也可以窺見隱秀大旨。

什麼叫隱秀呢?劉勰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又張戒《歲寒堂詩話》引《文心雕龍》佚文雲:“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我們可以知道,隱指隱篇,秀指秀句。隱篇是內容含蓄的文章,秀句是明麗特出的警句。“隱秀”連綴成詞,表示包含了明麗的警句的含蓄的文章風格,這是風格的柔性美的特征。劉勰在《定勢》中認為具有剛性美的氣勢固然是“勢”,具有柔性美的“悅澤”也是“勢”,所謂“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隱秀正是“不必壯言慷慨”的柔性美的典範。

劉勰以前的文論家也注意了文章的含蓄。杜預《左傳序》所稱的“婉而成章”,就是含蓄風格的說明。陸機《文賦》也論及了“文外曲致”和“一篇之警策”。但是,他們都沒有從隱篇和秀句的關係上探討,沒有將其作為一個風格的統一體而提出。

劉勰認為“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隱是含蓄,字麵上不明說,但別人看得懂;奧是晦澀,辭不達意,別人看不懂。要使文章隱而不奧,就要發揮秀句的作用,使文章有如“卉木之耀英華”。《雜文》雲:“蔡邕《釋誨》,體奧文炳”,就是這個意思。(“體奧文炳”之“奧”就是“隱”)從這個意義上說,隱、秀是相輔相成的。另一方麵,劉永濟《校釋》指出:“文家言外之旨,往往即在文中警策處,讀者逆誌亦即從此處而入。蓋隱處即秀處也。”例如《楚辭·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二句是篇中秀句,而屈原痛心於子蘭與己不合的絕望的隱情,亦於此可見。從這個意義上說,隱秀是一種隱與秀互相滲透的風格。可惜《隱秀》殘缺,難見全貌。劉勰是這樣描繪這種柔性美的:“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耀樹,淺而煒燁。隱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蓋以此也。”(引文據明曹學佺批梅慶生第六次校本)秀句像樹上的花朵一樣,色彩鮮淺照人;隱篇像綢子上的染色一樣,深厚而繁鮮。“自然會妙”和“潤色取美”是互文,指天然和人工。劉勰認為,隱秀這種風格的柔性美既得之自然,又成於人工。這是一種靜的美。

從多樣化的風格中辨別出美學境界上的剛柔之異,劉勰是獨具慧眼的。後來,明朝屠隆在《與王元美先生書》中說過:“今夫天有揚砂走石,則有和風惠日;今夫地有危峰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吒,則有俎豆晏笑;斯物之固然也。借使天一於揚砂走石,地一於危峰峭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矛叱吒,好奇不太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奇正、離合、瑰麗、爾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姚鼐在《複魯絜非書》中說:“自諸子而降,其為文無有弗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穀,如崇山峻崖,如決大河,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如人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闊;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耎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闡發盡暢,但不如《風骨》、《隱秀》達到了較高的理論高度。近代歐洲哲學家康德《論秀美與雄偉的感覺》、《美感的評判》探討了“雄偉”和“秀美”的問題,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與美學》探討了“壯美”和“優美”的問題,他們所言實際上也就是風格的剛性美和柔性美。但是,他們和屠隆、姚鼐一樣,是從剛性美和柔性美的表現上,是從讀者的感覺上進行分析、討論的;而劉勰《風骨》、《隱秀》卻是從作家的寫作方法上進行分析、討論的。劉勰和他們比起來,論述角度不同,而無論是在係統化方麵,抑或是深度方麵,都毫無遜色。並且,劉勰的時代還早得多。

《文心雕龍》雖然並沒有一篇明言論述“風格”(劉勰所用的“風格”一詞,和現代文學理論的風格含義也絕不相同);但是,《文心雕龍》的風格論是係統的。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任何一家的風格理論,均不及劉勰的風格論這樣深刻、豐富、卓有見地。以前,我們對劉勰的風格論的探討在係統化、深入化方麵做得不夠,對有些篇章如《風骨》、《隱秀》等,還沒有從風格論的角度去理解、開發。本文欲就此略陳陋見,“識在缾管,何能矩矱”?敬希專家學者指正。

(此文初載日本九州大學《中國文學論集》第十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