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於君道 納諫任賢
唐太宗是隋末曆史的目睹者，強大而富足的隋王朝，在農民戰爭暴風驟雨的打擊下迅速崩潰的事實，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在即帝位後，唐太宗經常與大臣們討論曆代衰亂、尤其是隋朝滅亡的原因，並以此為鑒，總結出作為一個天子的“君道”，即為君之道。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認識到“君道”對於天子來說的極端重要性。
那末，什麼是正確、明智的“君道”呢？唐太宗深有體會地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他打了一個比方來說明這個問題：損害百姓來奉養國君，就象割自己身上的肉來充饑一樣，肚子吃飽了，身體也就完蛋了，這是萬不可取的。從隋朝覆滅的曆史教訓中，唐太宗對人民群眾的巨大力量以及君主與人民的關係，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他說：人君好比是舟，人民好比是水，水既能載舟，也能覆舟。因而，他認為，君主要使天下安定，必須“先正其身”，沒有身正而影子歪、上治而下亂的。如果君主一味追求享樂。就要加重人民的賦役負擔，人民的負擔太重了，就會怨聲載道，就會起來造反，這樣，天下就不得安寧了。由於有這樣的認識，唐太宗在位期間，比較注意克製自己的奢欲，不過分剝削、騷擾百姓，基本上稱的上是一個節儉的皇帝。例如，他居住的房屋地勢偏低，較為潮濕，大臣們奏請營建一座樓閣讓他居住，唐太宗考慮到這樣耗費很大，會增加人民的負擔，不同意這個建議，以至於大臣們“固請至於再三”，仍然遭到他的堅決否定。
有一次，唐太宗問大臣魏征：“什麼是明君，什麼是暗翁？”魏征回答說：“兼聽則明，偏信而暗”，意即能聽取多方麵的意見的才算得上是明君，隻聽信一種話的就是暗君。太宗聽後從中受到很大的啟發，連連點頭稱是。
唐太宗立誌做一個兼聽的明君，他鼓勵公卿百官對政事提出自己的見解，對國君提出批評意見。他對大臣們說：“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要求臣下能“直言鯁議”、“盡情極諫”。唐太宗儀表威武莊嚴，有的臣僚朝見他時緊張得渾身冒汗，言語失次。唐太宗察覺到這點，於是，在大臣奏事時，他總是盡中8斑史知識全堪——重要人物可能和顏悅色地傾聽，以便讓奏事者大膽地提出建議和批評。
對於一個君主來說，如果求諫表明一種眼光和見識的話，那末，納諫更需要有一種勇氣和胸懷，唐太宗卻能具有這樣的勇氣和胸懷。他在位期間，僅魏征一人就進諫200多次，他基本上都予以采納。有的大臣上諫時言辭激烈，說的話有些過頭，乃至有傷天子尊嚴，唐太宗一般也能正確對待。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下詔征發勞役，修複洛陽隋代乾元殿舊址，以備巡幸之用。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極力反對，他從五個方麵論述這件事的不可行，最後，他對太宗提出警告說：你如果真的要搞這項工程的話，那就比隋煬帝還過份。唐太宗讀到這裏，感到很不舒服，他於是反問張玄素說：“你認為我不如隋煬帝，那我和夏桀、商紂相比又怎樣呢？”張玄素不客氣地回敬道：“如果你要修複乾元殿的話，那你和他們一樣是同歸於亂。”從玄素的認真態度和尖銳的言語中，唐太宗有所感悟，他當即表示乾元殿是不宜修造，同時，對張玄素直言敢諫的精神予以表揚，並賞賜給他絹200匹。
在唐太宗統治年間，大臣敢於犯顏直諫，君主能夠虛心納諫，騎成一種曆史上少有的良好風氣。
唐太宗認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認識到選拔人才對於平定天下和治理國家的重要性。早在太原起兵之前，唐太宗就開始積極地搜羅各種文武人才，這是他日後能取得一係列軍事上的勝利、以及成功地策動玄武門之變奪得帝位的重要原因。登上帝位之後，他更加重視人才的選拔工作，注意從各方麵收攬人才。唐太宗選拔人才，能夠不計較出身和地位，量才錄用。例如張玄素、孫伏伽等人，原來隻是不人流的小縣吏，後來成為他所重用的大臣。又如馬周，原是個窮困療倒的書生，狡靠到中郎將何常的門下，唐太宗讀了他代常何寫的奏章之後’對他的才華頗為常識，當即召見了他並授以官職，以後，又屢屢提升，竟官至中書令。在唐太宗的軍中，還有奴仆出身的大將如錢九隴、馬三寶等，並有少數民族的許多將領。
唐太宗選拔人才，還能夠跳出政治集團的狹隘圈子，做到“拔人物則不私於黨”。他手下的文武大臣中，既有隋朝的舊臣，如李綱、蕭瑀等人，也有來自瓦崗軍的如李勣、秦叔寶、程咬金等人，還有劉武周、竇建德的舊部。甚至對於他的死敵太子建成的親信部屬，其中確有才能的，也加以重用，這方麵最典型的人物是魏征。魏征原來是李達成的心腹，在建成與世民矛盾激烈的時候，他曾勸建成早點動手，除去世民。唐太宗在登基之後，厲聲責問他：“你為什麼要挑撥我們兄弟之間的關係？”魏征從容自若地回答說：“太子建成如果早聽我的建議的話，肯定不會落到今天這種下場。”唐太宗既看重魏征的才幹，又欣賞他的耿直，不僅不加罪於他，反而待之如上賓，破格任用，後來，魏征政績顯著，官至宰相，成為貞觀名臣。
在選拔、任用人才時，唐太宗也注意考察他們的品德，以提防侯臣得逞。他曾感慨地說：“為事擇官，萬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別的好人都來了，用一壞人，別的壞人都跟著進來。”可見，唐太宗在選拔人才時是既積極、又慎重的，是堅持德才兼備標準的。―由於唐太宗重視人才問題，並且采取了正確的人才選拔政策，在他的身邊，聚集了大量的優秀人才。例如，文臣中的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征等人，武將中的李勣、李靖、中國曆史知識全書一一重驀人物尉遲敬德、秦叔寶等人，都是當時的一流人才。這些人才，成為唐太宗“貞觀之治”的重要支柱。貞觀之治業績輝煌，在唐太宗統治期間（貞觀年間），他勤於國事，勵精圖治，取得了輝煌的政績。
在隋末唐初，由於長期的戰亂，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戶口損失大半，農業出現危機。唐太宗即位之後，從貞觀元年（627年）到3.年，關東、關中各地更是連續地發生水災、旱災和蝗災，少地方出現了饑荒。唐太宗認識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天”，如果收成不好，老百姓沒有吃的，國家就無法實行對他們的統治。因此，唐太宗很重視救災工作，他下令災區開倉賑濟，並派遣大臣到各災區巡視，他還取出國庫的金銀珍寶，“贖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在蝗蟲施虐.的貞觀二年，他在禦宛中吞食了蝗蟲數枚，說道：“人民以穀為命，你們卻把穀物吃了，真是為害百姓嗬！即使百姓有什麼過錯的話，那責任都在我，你們如果有靈，就吃掉我的心吧，不要再為害百姓了。”唐太宗的這些做法，有利於安定人心，對戰勝災荒起了積極的作用。唐太宗繼續推行唐初頒布的“均田製”，使許多無地農民獲得了土地；他還實行輕徭薄賦、不奪農時的政策，大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迅速恢複和發展。貞觀四年，全國大豐收，以後又連年豐收，據史書記載，當時“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鬥米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岑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出現豐衣足食、社會安定的盛況。
唐太宗重視對官員的考核監督，他按照地理形勢把全國劃成十“道”，從朝廷要員中委任觀風俗使，分赴四方，以“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績。據說，他還將都督、刺史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如果一旦發現官員有貪贓枉法行為，他就堅決予以處罰，貞觀年間，是中國古代吏治較為清明的時期。
唐太宗重視法律的製定和執行。他即帝位後，繼續進行並完成了唐高祖時開始的《唐律》的製訂工作，於貞觀十一年（637年）將《唐律》頒行全國。《唐律》分I2篇，共502條，它的製訂，使貞觀年間法治的實施有了一種可靠的依據。唐太宗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強調法律的重要性，要求臣民們自覺地遵守法律。唐太宗一方麵主張依法辦事，另一方麵，他又要求執法必須謹慎、寬簡，尤其是對於死刑，更須慎之又慎，因為“死者不可再生。”他規定，凡屬死罪，須要經過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官員及尚書、九卿討論，然後才能作出決定；死刑在處決前彳要經過五次呈報審議，才能執行。這比起曆史上不少君主濫施刑罰的現象來，明顯要進步得多。唐太宗還認為，既使是罪犯，也有可能改邪歸正。貞觀六年十二月，他做出了一項大膽的決定，下令全國死刑罪犯一律暫時釋放，讓他們回家從事生產，約定第二年秋天到長安報到。第二年9月，全部死刑囚犯290人都如期到達，唐太宗於是下令將他們全部赦免。這件事，在中國曆史上成為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