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我們的工業文明達到了空前的高峰。麵對這個奇跡，人類似乎有點“歡喜過望”了。殊不知，在人類所認識的事物中，從來就沒有“單麵作用”的。如果是自然界的事物，那就一定“好壞兩麵”。在工業文明發展的上百年時間裏，讚揚和進步之聲始終是人類激動的宣言。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長期工業文明發展中帶來的一個災難性問題出現在了人類麵前：1988年，世界各國氣候部門紛紛發出警鍾，地球正在變得越來越“燙手”。“1988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論斷傳到世界各地之後，各國政府均表示了要聯合起來應對氣候變暖問題。此時，人類才第一次意識到，長期的工業發展為人類帶來的災難幾乎是滅頂之災。
在危急情況下，世界各國開始行動起來。1992年，西方發達國家主張在聯合國總部簽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國參加在席。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實現人類發展的良性循環，1997年，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京都國際氣候變化會議在日本舉行。經過複雜的磋商後，世界各國簽訂了《京都議定書》。到該條約生效的2009年2月，全世界有183個國家承諾減排並簽字。但非常讓人遺憾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汙染國”美國卻遲遲沒有簽字。為了讓美國成為一個為全球變暖問題埋單的國家，世界各國都在不遺餘力地努力。
到2009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已到期。麵對全球氣候問題沒有了控製機製的局麵。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開始強烈呼籲，召開下一個全球氣候變化會議，並締結節能減排的國際性和約。在歐洲國家的積極響應下，世界氣候變化會議，即哥本哈根會議於2009年12月7日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這次會議，在規模上和重要性上可謂空前。參加大會總人數多達1.5萬人。僅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領導人就有百餘人，記者多達5000人。
在會議召開的第一天，分析人士就表示了對氣候控製計劃感到擔憂。因為我們知道，在節能減排的大局中，有三股力量之間分歧嚴重。它們分別是歐盟、美國為首的傘型集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還有發展中國家（中國和77國集團）。就歐盟來說，它一直自詡是控製全球變暖的領帶者。因為在過去10多年一直積極推行節能減排及相關政策。但是自從金融危機之後，歐洲經濟出現巨大虧缺。直接表現在氣候變化政策的，則是其態度曖昧，言辭含糊，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讓更顯得缺乏誠意。而美國領導的傘型集團，則可以用“頑固不化”來形容。他提出17%的中期減排目標，而且前提是發展中國家首先承諾減排。雖然奧巴馬政府上台後美國的態度有所鬆動，但美國政府始終是“高姿態、少行動”，沒有本質上的突破。在技術轉讓方麵，美國一直表示反對。根據它們的想法，轉讓技術必須要有發展中國家向它們提供經濟支持。緊隨其後的日本則表示，日方2020年的減排目標是在1990年基礎上減少25%的排放量，並闡述了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日本出此“低價”的原因是日本減排空間有限。歐盟和美國集團基本上是同一條戰線上的“朋友”。它們的目標都一樣，那就是盡量擴張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義務，同時減少它們自己的責任。
發展中國家集團（以中國為代表）則強烈聲明，《京都議定書》將繼續有效。它們嚴正疾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的成果必須涵蓋長期合作、緩衝、資金和技術轉讓等內容，並充分考慮落後國家、島嶼國家和非洲國家的經濟狀況，為這些國家提供應對氣候變化的特殊條件。
現在的問題出現了，三個勢力集團之間都互不相讓。其實主要衝突點還是表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上。不難發現，在金融危機之後，西方發達國家在“減排問題”上都產生了動搖。事實上減排就意味著降低經濟效益，加上世界普遍要求發達國家在減排上擔當起主要角色。這讓一向“爭先恐後”的西方世界開始為難起來。而美國和歐盟如何表示承諾，也是會議是否能成功一個重要結點。在大會上，英國首先就明確表示，歐洲提出了減排30%的目標，我們會切實地執行下去。美國應該保持與歐盟的一致步調。歐盟代表還不負責任地高呼，中國應該在節能減排中做得更好。而且美國也咄咄逼人地表示，“如果要讓美國做得更多，中國必須在現在基礎上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