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種說辭完全是無稽之談。在大會的一開始，中國代表解振華就表示，到2020年為止，中國單位GDP碳排放量將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40%~45%。在談判桌上，麵對美國犀利外交攻勢，中國政府談判代表解振華已經不再感到意外。他嚴正表示，“中國還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階段，人均GDP三千多美金，還有一億五千萬人處在貧困線以下。美國的人均GDP四萬多美金，已經完成工業化，而且溫室氣體排放還在增長。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已經做了最大努力”。在西方國家不斷要求中方承擔更大的減排任務的無理情況之下，解振華一針見血地反駁道，“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中關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負有‘同樣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中國承諾減排40%~45%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決定，你們的要求是‘不合理、不切實、不科學’的。”
在“氣候變化適應基金”問題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也僵持不下。到會議步入衝刺階段後，歐盟首先提出從2010年到2020年將拿出72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氣候問題；而日本也通過媒體向世界承諾，在未來3年內，日本將拿出100億美元援助世界落後國家。而世人期望最高的美國卻遲遲不肯公布投資數字。
在僵持不下的局麵下，會議幾乎無法進行下去。為了扭轉僵局，12月16日，會議執行委員會決定讓丹麥首相拉斯穆森接替原會議主席康妮·赫澤高。其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協調與會代表的立場，使大會能朝著一個理想的方向發展。
很快，大會進行到關鍵的衝刺階段的12月17日時，為了不至於讓世界元首們失望而歸，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就高調表示，如果發達國家在“可信”的技術轉讓和資金援助上給予切實的支持，那印度願意承擔更大的減排責任。辛格還表示，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不能以“讓發展中國家長期貧困”為代價。但發達國家卻並不買賬。同一天，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發展中國家減排透明度正在倒退，它們無法保證它們的實際減排量能達到標準。這也是發達國家與之爭執的焦點。
談判可謂進入“劍拔弩張”的階段。但是，拉斯穆森剛剛一出麵，他便做出一個驚人的舉動。他以丹麥國家元首的身份，在未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長期合作行動特設工作組和《京都議定書》特設工作組提交報告的情況下將一份丹麥單方麵的計劃草案提交給了高層會議談論。這份偏向於發達國家的草案一暴露，即遭到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抗議。中國代表團副團長蘇偉表示：我們隻會就特設工作組提出的草案進行原則上的談判。而東道主擅自製造的文件我們是不會接受的，無論它的內容怎樣。蘇偉還表示，大會主席要明確公約特設工作組和議定書特設工作組的討論工作成果將是形成進一步談判磋商的唯一法律基礎，從而使本次會議能夠取得成功，各方能夠達成一份彼此都能接受的協議。
到12月18日，會議行將結束，但各國代表依然沒有拿到一份滿意的會議公約。在最後一次會議新聞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提出，哥本哈根會議讓為世界共同解決氣候問題提供了新的通道，在一些國際氣候問題分歧上各國進行了廣泛磋商，這是一大進步。美國總統奧巴馬非常輕鬆地表示，哥本哈根會議堪稱“史無前例”和“意味深長”。他為會議上達成的共識感到高興。但他同時表示，它們並沒有法律約束力。
現在，氣候變化會議上的鬥爭一再是簡單的社會範疇，它更具有經濟、政治和思想意識的鬥爭因素。作為一股主張正義和長遠利益的國家，中國將在世界事務中發展更加建設性的作用。通過哥本哈根會議，我們能發現先進的發達國家政治上的公正性正在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