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客觀事物”對我們的影響力。根據我們的理解，“客觀事物”是人類一直在控製的對象。這裏所說的“客觀事物”不僅僅指自然界，而且指人類社會。也就是說，社會上存在的客觀事物也是人類改變的對象。為了確定自身的“改造”地位，並形成在社會上的權威，人們常常需要確立自己的形象。這似乎是在社會上自立的最起碼條件。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無論是政治家還是生意人，他們都需要樹立自己的形象。在今天，樹立形象的權利變得越來越大眾化。因為有了高度發達的專業宣傳隊伍——媒體。
不過，負有打造社會形象重任的媒體行業本身是否需要形象呢？其實，媒體行業內存在著激烈的商業化競爭。於是媒體企業本身需要打造“品牌形象”。於是我們能發現，媒體企業更需要塑造一種富有公眾親和力的形象。在這方麵，發達的西方媒體可謂做到了人類的極致。就目前的局麵來看，西方媒體基本上控製了整個世界的傳媒行業。社會話語權和行業形象也是由它們塑造的。什麼“報道新聞時不偏袒任何一方”、“依照提供的事實材料組織報道”、“記者要尋找事實，報道事實，不得為了私利或其他個人與團體的利益而歪曲新聞”、“新聞媒體不得按照其政治傾向去報道新聞”等尊重事實的新聞報道理念，都出自“新聞自由”背景下的西方世界，而且深刻地影響了有上百年的世界傳媒業。
在中國人心中，西方“媒體自由權”始終是一種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誌。到當前，中國人對西方媒體的仰慕和敬畏還濃味猶存。可能正是由於其高度自由的特點吧。讓對它遠觀的人能產生敬仰，但是，如果與它接觸，則會讓人感到莫名的壓抑和局促。還是說中國人，在改革開放30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政治等各方麵實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這個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利益爭奪場上，美國等西方經濟體瘋狂搶灘中國。它們的旗幟性行業傳媒業也於20世紀90年代初正式進入中國市場。而傳媒行業是傳播行業，它需要大量的文化和精神思想做載體。因此，西方傳媒企業與中國迥異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對中國整個社會產生不小的衝擊。
由於激烈的政治和文化碰撞，而且中國固有的政治文化根基非常牢固。於是西方媒體開始步調一致，用它們傳統的眼光和價值標準對中國指指點點，並不失時機地發出不友好的攻擊性言論。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西方媒體對西藏拉薩發生的“3·14”打砸搶燒事件的報道。西方媒體通過偷梁換柱、剪接畫麵、指鹿為馬的拙劣手段無節製地對中國進行歪曲和毀謗。我們不妨再回憶一下：明明是印度警察製止“藏獨”攻擊中國使館的照片，美國福克斯電視台硬說成是中國軍警在抓捕藏人；明明是尼泊爾警察在首都加德滿都驅散示威遊行者，德國RTL電視台網站將其注解為“中國警察在西藏鎮壓抗議者”；明明是一夥暴徒攻擊西藏一輛車的畫麵，美國CNN卻把暴徒攻擊的一邊切掉了，隻留下一輛車正向兩名平民駛來，讓觀眾誤以為中國軍隊在實施鎮壓；明明是西藏公安幹警解救被襲群眾的畫麵，《柏林晨報》網站硬說成是中國警察正在抓捕藏人……
一係列的歪曲隻能表明一點，那就是西方國家並不接受中國的崛起。這可能會涉及龐大而複雜的政治問題。但就歪曲新聞事件的層麵上來說，西方媒體在中國民眾心中一向高大權威的形象受到了空前的挑戰。根據目前中國人的看法，從前總認為西方媒體播發的新聞更權威、更真實，但就現在來看，西方媒體失去了起碼的職業道德規範，是個不能接近的“可怕的事物”。到今天，從報紙和電視上我們依然能看到關於西方媒體“失德”的醜惡行徑。
在網絡媒體還沒有誕生之前，中國人習慣通過“收聽敵台”來獲得全球範圍內各種新聞。對於西方媒體來說，中國缺乏輿論活力，民眾始終處於一種“被動地收聽”新聞狀態，根本沒有參與議論，更不可能發表自己的社會見解。在這種認識之下，西方媒體認為要控製中國輿論非常簡單，因為“中國的輿論始終是鴉雀無聲”，這樣的局麵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進入9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門戶的深入開放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一些西方媒體開始堂而皇之地進駐中國市場。在此背景之下，中國融入了全球第三次技術革命。隨即，網絡傳媒在全球伸展開來。中國迎頭趕上，成為網絡經濟的堅定追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