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傳統語言裏隻有“耕作”，而沒有“工作”。“耕作”專指種田而不包括其他形式的勞動；“工作”則是個外來詞，原義就是勞動，工作日也可以叫勞動日的。但不知什麼時候起，工作一詞又賦予了一種特殊的含義，即成為了我們計劃經濟下麵鐵飯碗的代名詞：兒子有了工作，媳婦在某地工作，都是指國家統一安排具有政府保障的固定不變的崗位，而務農和自謀職業是不在其列的。
隨著多種經濟成分的出現，有一部分人不在計劃經濟範圍內就業，特別是農村的剩餘勞力到特區去找到了一些勞動崗位，但人們不把這樣的勞動崗位叫“工作”，而叫“打工”。
本來，一個事物的名目，叫法是並不重要的，但問題在於在這些名目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觀念。我們能明顯的看到，“工作”中包含了主人翁的驕傲和社會的尊重，而“打工”中卻隱含有被雇用的自卑和社會的歧視。因而有的人在原公有製企業工作，盡管門雖設而常關，一年半載領不到工資，卻還盲目地懷著一種優越感。這便使我想起大清帝國留下的八旗子弟，身上分文不名卻還要提個鳥籠子招搖過市。有的人在民營企業一月能掙一兩千元，卻仍然羞於提起自己的工作。從社會心理來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大鍋飯情結，是一種觀念的悲哀，是再就業的一種障礙。
經濟體製改革，政企分開，政府退出市場競爭，市場經濟逐步建立，計劃分配逐步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多種經濟成分的蓬勃發展，我們大批勞動者都將要到個體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去就業。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企業的大鍋飯已經吃到了盡頭，而且縣一級的國有集體企業除了徹底從產權製度上實現改革之外已沒有起死回生的希望。目前縣以下的大批的企業職工都將靠自己、靠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就業機會，如果不在觀念上更新一下是難以走到這一步的。
可喜的是筆者最近在一家民營企業裏有所發現，這家企業的正麵牆上高懸了一條廠訓：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企業老板理直氣壯地把廠方提供的這種就業稱之為工作了，這不能不說在更新觀念方麵我們已有了進步的開端。
（原載1999年4月5日《寧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