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命運要靠自己把握，怎麼把握？用你的心，用你的眼去把握。一心一眼，謂之心眼。心眼裏外，智慧各異，命運更是兩重天。莫道機會對人有偏心，莫道今明兩天有多遠——有心眼的人為了明天而抓住了眼前任何一次可以用的機會；沒心眼的人用僥幸的眼前去豪賭明天，所以一再喪失機會。莫道一窩蜂起無足懼，莫道出國才是硬道理——有心眼的人隻憑自己的創新能力踏平坎坷行大道，沒心眼的人隻會唯唯諾諾地充當行屍走肉的跟屁蟲。莫道命運好壞天注定；莫道命運如此捉弄人——如果實在要信天命，那麼，老天對人類本應是公平的，是人心眼的不同，才導致了命運的差異。有心眼的人不知道人能不能勝天，但一定知道怎樣才能勝天；沒心眼的人把自己的命運交給老天，結果總是受到老天的愚弄。
機遇總是垂青多個心眼的人
所謂比別人多個心眼，就是想到別人沒想到的，做到別人沒做到的。這種理念說起來容易，但到現實中，就不那麼容易了。
有人說，不就是要比別人多出來心眼就成嗎？咱中國人在這方麵還真不比外國人差，所以咱中國人成功的機會比外國人多。這話隻說對了一半。為什麼呢？因為心眼有好有壞，有大有小，有遠有近。說此話者，大既有古人留下的權謀論著《三十六計》和《孫子兵法》。不錯，《三十六計》和《孫子兵法》確實是“長心眼”的好幫手，但由於這些書籍的基點是權謀術，客觀上既能幫助好心眼的人尋找成功的機會，同樣也能慫恿壞心眼的人達到罪惡的目的。所以就心眼的遠近與大小而言，《三十六計》和《孫子兵法》還是有局限的。
時至今日，《三十六計》和《孫子兵法》經過國人再三再四解剖，它們已廣泛地被套用在人際關係、商場戰略等諸多領域，似乎足可以“放之四海”。但多個心眼去想，發現它們仍是停留在就事論事的人鬥人、人算人、人整人的原始水平上，對發展、創新、變革，並沒有起到真正有效的指導作用。也正由於此，國人中多數人更習慣於把心眼都放在玩雞毛蒜皮的小事上，真正逢得天賜好時機，反而顯得束手無策。
諸位想想，舊中國曆史為什麼發展很慢？幾千年不變的封建體製是其一，其二就是我們自上而下地隻會把心眼放在權謀上，至於長遠的國策、民策、革新之策，有幾多人長過心眼？沒有此等心眼，何談國家發展，民族振興？
西方沒有《三十六計》和《孫子兵法》之類助人長心眼的書籍，但西方國家為什麼發展得比我們快？不是因為他們腦子比我們好使，而是因為他們的心眼比我們開闊。
舉個例子。在17世紀末，中西方均天下大亂，明崇禎皇帝自縊於北京景山．幾年後，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一世也上了斷頭台。同一個時代，東西方先後有兩位大國的君王以不同的形式走向死亡，可他們的死亡卻給兩個國度帶來了截然不同的結果：查理一世的死亡給英國乃至整個歐洲帶來了資產階級工業革命，而崇禎的死亡卻導致了中‘國最古老的權謀暴動可恥地又循環了一輪。
如果硬把這強拉成“曆史的巧合”，那麼上蒼給中西方的變革機會是對等的，西方人因為多了把握機會的心眼而比中國走得更快更遠；而中國的暴動者們雖然心裏的“小九九”比西方人多，但隻局限在玩弄權謀上，所以，除權謀以外更多的好機會，也隻能白白地浪費掉。
說大了，沿著話題收回來，現在結合我們具體的問題。
時過境遷，好不容易迎來了經濟的變革，體製的變革，以至有今天的民主。所謂民主，意味著在一定的條件下任何事對任何人都存在同等的機會。那麼請諸位想想，我們當中真正稱得上成功的人有幾個？為什麼同行業競爭中，成功的人總是廖廖無幾，失敗者卻成群結隊地在成功者後麵發著牢騷罵著娘？
一句話：我們太多的人靈魂深處迄今為止還停留在權謀欲上，權謀以外碩大的機會空間明擺著，但看不見，看見了也視而不見！
試想，大家都把心眼放在人玩人、人算計人上，有多少人能走出一條真正屬於自己該走的成功之路？
當然有。這種人，就是因為比多數人多了個別人想不到或根本不去想的心眼，而成功的機會，也往往特別眷顧這種具有與眾不同的超常心眼的人。
什麼叫超常的心眼呢？不以玩弄權謀為榮，隻以超群求新為己任。我想這個大道理不要講太多，隻需一個例子足可說明。
說的是有一家養鳥場，養了很多鸚鵡，老板讓5個人每人分兩隻分頭到鳥市去賣。到傍晚，其中的一個人兩隻鸚鵡賣了200元，其餘4個人磨掉了牙，賣的錢還都不過百，幾個人問前麵那個人為什麼能賣這麼多錢，他說：“我告訴買主，這兩隻鸚鵡會4國語言，人家感覺值得我的報的價值，就買了。”4個人紛紛點頭，表示學會了一招。第二天，5個人又分頭去鳥市賣鸚鵡，在賣鸚鵡的過程中，那4個人開始動心眼：媽的，他的鸚鵡不是會說4國語言嗎？咱就比他更能吹，能說5國語言，看他還牛不牛。結果傍晚回來時，那4個玩弄權謀的人賣的錢仍不過百，而那個人又賣了個比眾人高的價錢，什麼原因呢？他說：“今天我碰上的買主正在戒煙，我說這兩隻鸚鵡都會叫‘吸煙有害健康’，他就認了我賣的價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