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經考察和部分發掘初步了解，陵園及葬區的範圍總麵積為一百二十五萬平方公裏，陵園麵積近八平方公裏，有內外兩城，內城五門，外城四門，門上各有闕樓，陵墓在內城南部，呈覆鬥形。由於長期風雨侵蝕，人掘畜踩，現僅有五十二米高，已遠低於當年了。根據鑽探和試掘得知，陵內的建築遺址和遺物很豐富……陵東側有地下門道三條，並有地闕及通往墓內的甬道。內城北部有密集的建築遺址，似為供奉秦始皇像生前那樣生活起居用的寢殿等。這種布局開始了我國陵園建製的先例。陵園的周圍是從葬區，在發掘過程中，最令世人矚目的是發現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埋葬著陶俑、陶馬七千多個和數以萬計的實用兵器……其中以第一號坑為最大，東西長二百三十米，南北寬六十二米，深四米五至六米五，總麵積為一萬四千二百六十平方米，其中置有與真人真馬大小相同的武士俑和拖戰車的陶馬六千多件，排成方陣，煞是威武整齊，無怪乎前法國總理希拉克將它譽為“世界第八奇跡”。二號坑為一號坑的一半，總麵積約六千平方米，主要由四個兵種陶俑組成的混合陣容。三號坑最小，當屬指揮位置所在。其構築方法大致是：“俑坑頂部的重量主要靠下麵的立柱支撐；立柱上置有縱橫交錯的梁枋，以構成井口枋式的‘構架’，梁枋上密排棚木，棚木上鋪有席子；席子上覆蓋膠泥土，膠泥土上覆壓紅色及黃色、褐色封土”。俑坑地麵用青磚墁鋪。一、二號俑坑有火燒痕跡，三號坑則曾塌陷。這與文獻所記曾被盜劫焚毀的說法相符。此外，在始皇陵北還發現了三處可能是作為寢殿的建築，牆用夯築，地麵或夯或用石鋪，頂用瓦蓋”。再從這組建築的門道、地麵看，講究而特殊。有的用素麵石板鋪地，有的則用很美的線雕菱紋鋪地石鋪地……所有這些僅為陵墓的一小部分，但已可想見當年建築的宏偉壯觀了。
九、“鬥城”長安
漢承秦製，其建築在秦代成就的基礎上又取得長足的進步。這首先就表現在城市建築方麵。兩漢時代出現不少通都大邑，其中以西漢惠帝時期（公元前195—188年）所建的長安城與東漢修築的洛陽王城為代表。特別是前者，規模宏大，堪稱典範。其建築規劃也頗具特色，是在充分利用原有宮苑的基礎上建築而成的。西漢初年，劉邦打敗項羽後，定都關中，將秦朝的“興樂宮”重加修飾並改名為“長樂宮”，由櫟陽遷都於此。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由丞相肖何監造未央宮，宮周長十一公裏，有台、殿共四十三所，建築規模極其宏偉。漢惠帝時（公元前194—188年），194年開始修築長安城牆，191年又再次增修城牆和城門樓。漢武帝劉徹在位時（公元前140—87年）興建了城內的桂宮，明光宮和城西的建章宮與上林宛。後者是一組龐大的建築群與園林建築。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建章宮開始興建。這是一處巨大的建築群，規模大於城內各宮，全宮由二十六殿組成，其中廣中殿可容萬人。《長安圖誌》記載：“（其）周二十餘裏，廣為千門萬戶，與未央、桂宮、飛閣相屬”。正門曰閶闔，高二十五尺，“別鳳闕”和“井樓”各高二十五丈和五十丈，由此宮構築“輦道”（即飛閣）飛越城牆與未央宮相通，並可俯視全城，而不為外人看見。
整座城牆係用黃土夯打板築而成，高八米，底寬十六米，周長二十五公裏多，其中東牆長五千九百十七米，南牆七千四百五十三米，西牆四千七百六十六米，北牆六千八百七十八米，每麵有三個城門，每門有三個門洞，各寬八米，可容四軌，每一門可以同時出入六輛馬車，並與城內的三條大街相通。由於長安城是在建築宮殿之後所築，再加上有渭水之經流關係，所以城牆不作規整的正方形處，而像鬥的形狀，故又稱“鬥城”。另一說法認為長安城內的長樂、未央宮，恰似天上的南鬥與北鬥，故稱長安城為“鬥城”。城中殿閣金碧輝煌，雄偉壯觀，有“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之謂。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正如張衡《西京賦》所描述的：“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徑，廛裏端直，甍宇齊平。”城內和城郊，皆鑿有漕渠，引灃、皂諸水注入，供飲用及漕運。城
內除宮殿外，還建有官府衙署和大臣貴戚的宅第。冶煉及鑄造的作坊被安排在靠北牆一帶，至於一般居民的住宅和工商貿易的“九市”則多在城郊。成帝之時（公元前33—7年），又修建昭陽殿，王莽時代又在南郊增加了社稷、宗廟、辟雍等禮製建築物。這樣經過整整西漢一代，方才建成了我國曆史上規模空前的都城，據實測麵積約三十五平方公裏，約為當時羅馬都城的四倍。如此將主要宮殿、禮製建築群與宮苑有機結合的城市建築及其布局，基本上成定式，為後來各封建王朝所承襲。
十、漢武帝的遊樂場——上林苑
苑是秦漢以來在囿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建有宮室的園林。在秦朝時便建有上林苑，到了漢武帝時，又於公元前138年，又在其舊址上擴建成新的宮苑，但仍沿用舊稱。劉徹於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開始令人大事擴建。終於建成一個規模宏偉、宮室眾多、有多種功能的皇家宮苑。其範圍包括長安（今西安）、鹹寧、銩稨（今周至）、縣（今戶縣）、藍田五縣在內共約三百裏方圓，有灞、產、涇、渭、豐、鎬、牢八條河流經其境。上林苑依然保持昔日皇家苑囿的功能，如《漢書？舊儀》所述：“苑中養百獸，天子春秋射獵苑中，取獸無數。”但在原有基礎之上卻增加了新的內涵：“其中離宮七十所，容千騎萬乘”。即增加了許多宮室建築和園池。據《關中記》記載：上林苑共建有三十六苑，十二宮，三十五觀。三十六苑中既有供遊憩之用的宜春苑，供禦人止宿的禦宿苑，也有專為太子招待賓客而設的思賢苑、博望苑等。前麵已經提到過的建章宮也位於上林宛中，據《史記？武帝本紀》所載：在建章宮的西麵，建有數十裏的虎圈；在其北麵建有高出地二十餘丈的太液池，池中築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諸仙島，以滿足封建統治者崇尚神仙方士的需要，池中還飼養了大量魚群、龜鱉等水族，這種“一池三山”的形式，成為後世宮苑中池山之築的範例；其南麵則建有玉堂、照壁。還有那高五十餘丈的神明台和井幹樓，由此處通過輦道直達未央宮。在上林苑中的甘泉宮，人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這裏有專為滿足統治階級求神問道祈求神仙而設置的的通天台，台高二十丈，台上又立有高三十丈的銅柱，銅柱之上則鑄有仙人的銅像，其頭頂著承接甘露之水的銅盤，銅盤之大，足可以盛水二十石，這不由地使我們想到了秦並天下之後，收天下兵器，鑄成十二金人的故事。這也說明中國古代的城市雕塑在秦漢時期已經嶄露頭角。
如果王公貴族們狩獵、娛樂累了，則可去宣曲宮聽聽音樂和歌曲，倘若興致上來，則自己也來上那麼一段；如要尋求刺激則可到犬台宮，走狗觀、走馬觀、魚鳥觀，那裏既可觀看賽狗、賽馬，也可看看遊魚、聽聽鳥鳴；還有那飼養和觀賞大象、白鹿的觀象觀、白鹿觀，如果對奇花異木感興趣，則可逕去扶荔宮、葡萄宮，那裏分別有菖蒲、山薑、桂、龍眼、荔枝、檳榔、橄欖、柑桔之類的植物及從西域引種進來的葡萄。據說，初修上林苑時，群臣還從遠方各獻名果異樹達二千餘種。不僅如此，上林苑中曾經還設有冬季種蔬菜的溫室；除了上述宮觀之外，還有專門供養蠶之用的蠶觀；有供角抵（摔跤）表演之用的平樂觀；另外還有承光宮、儲元宮、陽祿觀、陽德觀、鼎郊觀、三爵觀等。上林苑不僅注意以宮觀樓宇溶於自然環境之中，還注意山水之間的合理搭配，除了前述的上林苑內有八條河流經之外，還在苑內陸續開鑿了太液池、昆明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積草池、東陂池、當路池、郎池等。其中尤以昆明池為最，開鑿於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最初是為了軍事目的。據《史記？平準書》所載：“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以習水戰。”此池選在秦嶺北部的水網地區，它引用灃、鎬皂四條河的河水為水源；又巧妙地利用南北的阜嶺作為堤岸；如果池水過多要溢出來，則可將多餘的水通過灃河流入其西北十五公裏的灃渭交彙之處，這樣既可使池中常年保持一定的蓄水，又不至於造成水滿為患。池的周長為四十裏，據《三輔故事》記載麵積為“三百二十五頃，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鯨，刻石為鯨魚，長三丈”。上述的許多宮、觀環繞池水而建造，這樣有機地將池水、樓宇、宮苑及自然的山川、環境結合起來，既美麗又壯觀。在池上還備有供皇室泛遊的龍首船，可以“張鳳蓋、建華旗”，還可令宮女作？歌，雜以鼓吹”，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當然有時也在池中訓練水軍，漢代有“樓船將軍”統率水軍，在高十餘丈的樓船上，號令水軍，其場麵一定是令人振奮的。上林苑在當時的中國堪稱第一大的人工園林，且巧妙地將人工建築群溶於自然環境之中，做到高低錯落，動靜結合，實為古代園林建築中的佳作。
十一、漸趨成熟的木架建築
整個漢代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促使建築顯著進步。除了前述的在城市建設、宮苑方麵的成就外，它也更多地體現在民居方麵，它告訴我們在漢代，我國的木架建築已趨成熟。雖然前述的宮殿、城市及與其配套的木架建築早已蕩然無存，雖然當時的民居已無蹤影，但所幸的是：我們通過不斷出土的漢代的畫像磚、畫像石、明器陶樓、陶屋等間接資料，可以肯定後世常見的疊梁式和穿鬥式兩種主要木結構當時已經形成。我們從河南滎陽出土的陶屋和成都出土的畫像磚上得知，當時的住宅已經采用柱上架梁、梁上立短柱再架短梁的木構架形式。而我們從長沙和廣州出土的東漢陶屋上，又看到了柱頭承檁，並有穿枋連結柱子的穿鬥式木構架形象。從這些畫像磚、明器上我們還可以了解到，作為中國古代木架建築顯著特點之一的鬥拱，在漢代已經普遍使用。
其中最常見的為一鬥二升或一鬥三升的單拱造，又因使用部位的不同而有柱頭鋪作、補間鋪作、轉角鋪作和平坐鋪作的區別。盡管當時鬥拱已普遍采用，但我們仍可發現，當時鬥拱的形式很不統一，尤其是轉角鋪作在結構和造型上尚未臻完善。因而各種鬥拱形象各異：有的在屋角出45°挑梁，上置鬥拱一朵（與相鄰二簷口線各成45°夾角）；有的在此45°挑梁上，另置一垂直相交的橫拱，拱端各置鬥拱一朵（每朵鬥拱皆與所在簷口平行），有的幹脆在角部45°向上斜出支撐，直接支承屋簷，還有的在轉角兩麵牆上均正出挑梁和鬥拱承接屋簷，而完全不用轉角鋪作的，少數在柱側出實拍拱一道。最簡單的僅立蜀柱一根。在鬥拱造型上，已相當明顯地表現了鬥耳、鬥欹、拱眼和拱頭卷殺，與漢代石墓中的鬥拱毫無二致。鬥拱的結構作用也較為明顯——即為了保護土牆，木構架和房屋的基礎，而用向外挑出的鬥拱承托屋簷，使屋簷伸出到足夠的寬度。由於采用了鬥拱，因而屋頂的形式也呈多樣化的趨勢。最普通的樣式為懸山頂及廡殿頂。也有采用重迭的雙層頂，在懸山頂下加單坡周圍廊，而後世的歇山頂便是在此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附屬建築如門廊、倉屋等，用兩坡頂，也有用單坡、卷棚或囤頂的。此外，攢尖頂也已應用。從畫像磚和明器上我們還發現當時多層木架建築已較普遍。
如1975年河北順義縣臨河漢墓便出土了一件三層綠釉陶樓。在此之前，河南淮陽後漢墓地曾出土過三層的綠釉陶樓。而美國哈佛大學美術館同樣藏有三層的漢陶樓，我們在四川成都揚子山出土的畫像磚及河南焦作出土的文物中，則分別見到了高四層的望樓及陶倉樓；還有更高的建築，1969年在甘肅雷台後漢墓出土的一組陶製樓櫓塢壁模型中，則發現有五層高的塔樓，每層四麵出簷，正麵開門設窗，倒頗似後來的佛塔造型；至於二層的建築則俯拾可見。根據出土的畫像磚和明器等，我們可以初步得出結論：漢代的一般房房多為平房；住宅則既有平房也有二、三層的樓房；倉屋也是根據需要，有高有低，既有平房也有二、三、四層高的；塔樓因需遠眺，通常在三至五層高，有些大門上的門屋，通常也為二層。這些出土的畫像磚及明器還為我們提供了漢代院落的情況。如在四川成都揚子山出土的畫像磚上就有地主莊園的典型圖像。共有四個院落，有大門、過廳、正廳及四層高的望樓。在河北安平縣出土的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磚室墓，繪有一幅大地主住宅的壁畫；在鄭州出土的一塊空心磚上，也刻有前後兩個院落的住宅圖。前者後部有高層望樓，後者院內植有花木，門前有雙闕。漢代在建築上的成就遠不止上述這些，我們從畫像磚、明器等上麵還可看到城堡、學校、官署、祠堂、廟宇、樓闕、殿、亭、堂、榭，以至豬圈、羊舍、雞塒、井、灶等形象。除了上述的民用建築外，漢代還建築了大量的烽台、亭燧、關、候城、屯戍城等軍事建築。此外，漢代又修建了大量的石室、石闕、石表等石建築、陵墓建築也更成體係。總之，有漢一代，在繼承秦朝建築形製和風格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並使許多建築在結構、形製以至細部裝飾上均趨完備，逐漸形成了中國的建築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