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晉語》上說：“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這個古老的傳說曲折地反映出：西周時代的一些異姓往遠古追溯的話，很可能出於同一個源。如此說來，這些異姓在形成之初，完全相當於日後由一個姓派生出來的不同氏。所以，我們又說姓和氏的區別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總是聯係著一定曆史條件而言的。隨著封建宗法製度的崩潰，氏族貴族日趨瓦解，它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戰國時期姓氏製度發生混亂。秦的統一，基本結束了西周封建宗法製度，舊的氏族及姓氏製度也被清除殆盡，姓和氏開始合二為一。經過秦末大亂，社會進入西漢，姓氏就完全融為一體。正因為這樣，西漢中期的司馬遷寫《史記》時便已不那麼注意先秦時代姓和氏的區別了。他在《孔子世家》裏說孔子“字仲尼，姓孔氏”。其實孔子祖先是宋國人，姓子，孔隻是氏。這是司馬遷囿於當時習慣造成的一個疏忽。他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就將屈原的姓和氏分得清清楚楚。今天，離開司馬遷那個時代兩千多年了。許多人不知道上古時期姓氏相分，自屬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我們想學習、研究祖國的曆史，那末，弄清中國古代的姓和氏還是必要的一課。
八、古代“劫奪婚”
劫奪婚，也稱“掠奪婚”或“佯戰婚”，是以強行“劫奪”的方式為達到成婚目的的一種婚姻儀式。這種婚製是從母權製向父權製過渡的曆史階段中產生的。原始氏族成員由男從女居轉為女從男居，是“人類所經曆的最急進的革命之一”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而劫奪婚就是完成上述轉變的一種表現形式。關於我國古代的劫奪婚，在《易經》中保存了若幹片斷的痕跡：屯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見豕負餘”土，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脫之弧。匪寇，婚媾。《睽》上九郭沫若說它是“男子出嫁”的遺習《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頁，呂振羽認為它是“描寫奪婚的詩歌”《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第頁。兩說比較，當以後說為長。所謂“劫奪婚”，一般是假劫真婚。故爻辭明言：“匪非寇，婚媾。”它是被當時社會普遍接受的婚姻製度。有的同誌把這段話解釋為：“奴隸主攜帶武器，騎著壯大花馬，搶劫婦女，迫使成婚。”這是對劫奪婚的誤解。在殷代奴隸社會，雖然經常發生奴隸主把戰爭中掠奪來的女俘殺掉，或把她當作妾，但這並不是劫奪婚，而是“妾製”的來源。
《儀禮士昏禮》規定，男方“親迎”要用全副的黑色裝備“載鬼一車”，可能是受這種風俗的影響。魏晉以後，我國爨族仍實行劫奪婚的製度。“將嫁女三日前，女家執斧入山伐帶葉鬆，於門外結屋，坐女其中。旁列米淅數十缸，集親族執瓢、杓，列械環衛。婿及親族新衣黑麵，乘馬持械，鼓吹至女家，械而鬥。婿直入鬆屋中挾婦乘馬，疾驅走。父母持械，杓米淅洗婿，大呼親友同逐女，不及，怒而歸。新婦在途中故作墜馬狀三，新婿挾之上馬三，則諸親族皆大喜……新婚入門，諸弟拖婿持婦撲跌，人拾一巾一扇乃退。”曹樹翹：嘉慶《滇南雜誌》這段敘述幾乎是對《易經》劫奪婚的疏解。唐代是我國各民族的大融合時期。劫奪婚俗被當時婚儀所吸收，成為“坐地安帳”在屋外搭喜棚，也稱“青廬”、“下婿”、“弄婦”等節目。一位英國人類學家在講到蒙古族的劫奪婚時說，新郎身備武器，率同輩青年至女家幕舍，女家兄弟站在門前詢問各人來意即“攔門”，於是發生推拉，毆鬥；經過短時間的模擬戰鬥，乃延請攻擊者進入幕中著，王亞南譯：《人類婚姻史掠奪婚》。
清人桂馥的《黔南苗蠻圖說》，用插圖與文字對貴陽和都勻一帶少數民族的劫奪婚作了形象化的記敘。根據我國當代民族學工作者的調查報告，全國解放前，我國雲南的景頗族，傈僳族和傣族都實行劫奪婚。在奪婚之前，青年男女已約定時間和地點。但在男子劫奪時，女子又要裝出呼救的姿態，通知家人和鄰裏營救，男子便帶著夥伴設法逃走，或者把女子拖走，再派媒人正式向女家求婚，付出一定的彩禮。傣族的劫奪婚，隻限於在聯姻姓氏之間娶第一個妻子時才被允許。劫奪婚的範圍有一定的限製。陳克進在《景頗族的婚姻形態》一文中，把景頗族的劫奪婚分為拉親“迷卻”、偷親“迷考”和搶親“迷嚕”三種方式。拉親是青年邀約同伴趁姑娘離家之機，將她搶走；偷親是青年在媒人密切配合下，將躲藏的姑娘偷偷地搶走；搶親是由於女子才貌出眾，又與幾個男子有愛情關係，於是“先下手為強”，突然把女子搶回寨中。這三種方式雖有某些差別，都不外乎通過劫奪而達到成婚的目的。由此可見，劫奪婚在舉行儀式前，男女已有愛情關係，而不是男子把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女子。不論是真搶還是假搶，都帶有喜劇色彩。這和舊時代惡霸劫奪良家婦女的情況迥乎不同。“當權者利用這種婚姻形態以滿足其私欲”，如《水滸傳》上描寫的高衙內劫奪林衝媳婦的暴行，總是受到社會輿論指責的。不過，劫奪婚終究已成為曆史的陳跡。
九、古代媵、妾製
媵、妾製是古代統治階級的一大多妻製。統治者一方麵重嫡庶之別，嫡妻、正室隻能有一個；另方麵又多娶。恩格斯說它是“人類的奢侈品”。媵製的起源很早。它是原始社會的族外婚向對偶婚演變中的一種過渡形式，即“與長姊結婚的男性有權把她的達到一定年齡的姊妹也娶為妻”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屍子》書中推測堯嫁二女於舜是媵製，“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其說大致可信。媵製是指一個女子出嫁，須同姓娣侄和奴仆隨嫁。商承祚先生在《殷契佚存考釋》中載有“歸妹”、“歸娥”及“”，女奐”等卜辭。“”，女奐”即“媵婚”。《易歸妹》說：“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認為媵製如同跛腳，尚能穿鞋行走，是件好事情。《儀禮婚禮》注曰：“古者嫁女必以侄娣從，謂之媵。”劉熙《釋名釋親》曰：“媵、承也，承事嫡也。”娣侄處於從屬地位，也稱“媵妾”。春秋時期，各國統治者實行媵製，如《詩經大雅韓奕》：“韓侯娶妻……諸娣從之。”又《豳風七月》的“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也是說的媵婚。《詩經》中將“歸”字解為“出嫁”的詩約有十五首。清人王先謙、姚際恒釋“公子”為豳公的女兒。詩的大意是，少女們在采桑時忽然心裏悲傷起來，恐怕被女公子帶去陪嫁。進入戰國，因社會製度發生巨大變化，媵製隨之沒落。後世有妻死，由妻妹續弦的婚俗，就是媵製的遺孑。妾製的出現比媵製稍晚。妾的來源，一是被掠奪的女奴，罪犯的妻女和貧家出賣的妻女。梁啟超說，妾、童、仆，皆從立，罪也。
《彙苑》：“妾，接也，言得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也。”《禮記坊記》鄭箋：“妾合買者，以其賤同於公物也。”後代的宮女、富家的婢女都是先秦妾的餘脈。倡伎也屬於妾的一類。她們有的以色藝起家，稱“寵妾”、“愛姬”。漢武帝的李夫人，漢成帝的趙飛燕，原先都是歌舞伎，一旦得寵成為皇後。漢代的“樂府”，唐代的“教坊”以及宋元的“瓦肆”、“行院”，都是伎女獻藝的場所。這些女子大都容貌出眾，從小受專門訓練，在文學藝術才能方麵高於當時女性的一般水平。她們與古希臘的黑特列，意為女友、女伴，頗有相似之處。這些女子的社會地位極為低下，是被侮辱、被損害的對象。可是，在她們身上也潛藏著美好的品質、智慧和才能。封建文人多有狎妓、蓄妓的惡習，但他們在宦海沉浮中身不由主，其命運與她們相類似，白居易的《琵琶行》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名句，便彈奏出他們共同的悲涼而深沉的心聲。此外，凡未經明媒正婚的女子，也稱“妾”。《禮記內則》稱之為“奔則為妾”。她們遭受社會的歧視，“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孟子滕文公下》。
湯顯祖的《牡丹亭》是一出浪漫主義的愛情悲劇。作者一反傳統偏見，把杜麗娘、柳夢梅這對“無媒自婚”、生死不渝的情侶塑造為正麵人物形象，迸發出作者進步美學理想的閃光。《禮記內則》：“聘則為妻。”嫡妻、正室大都是“門當戶對”的婚配。這些女子自幼學習針線女紅，至多學點寫讀知識。她們之中隻有極少數受到家學的熏陶，再加上自己的努力而成為經學、史學、文學的專門家。明末清初，封建正統派提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訓條，要女子永遠處於愚昧狀態。另方麵，由於封建母體中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在意識形態領域也產生了反抗封建禮法的思潮。在這一思潮的激蕩下，有些人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女子刺耳、纏足和守貞節。如袁枚、陳文述還提倡女子學習詩詞，招收女弟子，支持她們開展結社賦詩的社會活動。因此，在清代乾、嘉時期，湧現出數以千計的女詩人、女詞人。雖然，她們在創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並不太高，但是在統治者看來，卻有傷風化的危險傾向，加以“舍家而躐國，務為宏大”的罪名，進行思想圍剿。它是當時社會上女子反對封建壓迫的曲折反映。媵、妾製的產生雖然有其一定的曆史原因，由於它本身是一種藏汙納垢的婚姻形態，有害於人類的進步。所以很早就有人主張革除它。如《易革卦》彖曰：“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誌不相得，曰革。”這種微弱的呼聲，在當時很難取得改革的效果。媵妾製是侮辱、摧殘女性的罪惡淵藪，它是曆史的產物，也必然要隨著曆史的發展進步而被淘汰。
十、古代皇帝有多少稱謂
朱仲玉同誌撰文《中國古代皇帝有哪幾種稱謂？》精辟地闡釋了“九五之尊”、“陛下”等皇帝別名的來龍去脈，給人以啟迪，讀後大受教益。隻是由於問答式文章形式的限製，該文未及就“中國古代皇帝有哪幾種稱謂？”這個問題，放開解答，因而不免產生猶有未盡之感。今就筆者所知，略作補敘。“皇帝”作為中國封建國家元首的正式稱號，始於建立秦王朝的嬴政，迄至清朝末代皇帝，均沿用不廢。然而在不同場合使用的皇帝別名，卻為數不少。除了史籍中常見的“陛下”稱呼以外，還可以列舉出幾十個，諸如：天子《漢書史丹傳》：“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天子自臨軒檻上，“貴銅丸以鼓。”上《資治通鑒》卷《宋紀》十：“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縣官《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條侯。”《索隱》：“縣官謂天子也。”
官家《泊宅編》卷一：“東坡既就逮下禦史獄，一日，曹太皇詔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香祖筆記》卷九：“宋太宗問‘官家’之義。鎬以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為對。太宗善之。”大家、天家《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二十：“金人陷天長軍，上得詢報，即介胄走馬出門，……過市，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出……”蔡邕《獨斷》上：“親近侍從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也。”六龍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四：“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南宋館閣錄》卷首《李燾序》：“六龍駐蹕臨安。”《初學記》卷一《天部日》：“日乘車駕以六龍。”大行《能改齋漫錄》卷二《事始》：“大行之稱，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諡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七：“開寶九年冬十月癸醜，上崩於萬歲殿。……乙卯，內出大行遺留物，賜近臣有差。”國家《後漢書竇憲傳》：“章帝大怒，召憲切責：‘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漢書陳湯傳》：“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