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再談談士紳、民服男裝，它們皆為繼承前代傳統而有所發展。民服：巾、帽以兩種為主，束發為成年人標誌，用網巾黑色或馬尾、棕絲編成網狀以籠發，“六合一統帽”，由六片瓜瓣形布、帛拚接縫製，頂綴一珠，是洪武新製，類似後來清代的瓜皮帽。服裝有盤領衣、高圓領、窄長袖，缺胯大襟，從腰下開啟分兩片。衣長離地五寸，以藍、赭、皂、白、雜色綢絹、紗、素、布製作。罩甲：即背心，春秋時外穿，冬絮棉。至於衫、襦、裙、褲，承襲宋代式樣。裙子此時乃為男女都束，外衣內有的內亦著裙。馬尾裙裙式下折，蓬蓬張大，可能來自朝鮮盛行於成化年間。儒士服裝，頭戴四方平定巾，以墨色紗、羅製成的四角方巾，式如頭上加前後兩塊褶片，即古時角巾，唐宋時純陽巾。明時方巾有的做得高，有人形容它像頭頂一個書櫥。明曾鯨所作《顧與治小像》肖像畫，即戴此巾，又稱飄飄巾，前後都有披一片。純陽巾為道巾傳唐李純陽所製，前片上有雲紋，而此綴一玉，無雲紋。《清宮珍寶百美圖》中人物像，此兩種雲巾、純陽巾都有戴的。儒巾：前高後低上扁下圓，式樣方正，揚州曾出土實物，為紺色軟巾，後垂長帶。遮陽大帽，即古代笠子，圓頂寬沿，科舉貢生入監生時方許用此。衫：盤領、圓領都有，大致與前代同。鄉紳服裝
寬袍大袖，以戴高士巾，穿直綴為雅。道袍又曰直綴，又稱程子衣。差役服裝，圓頂巾，皂衣黑衣窄袖短衣，長隻到膝，又有平頂巾：前高後低的平頂帽，左邊垂黑線流蘇或插鳥羽，俗稱皂隸巾。
下麵看明代話本小說所寫到的幾例男裝，《警世通言》中《玉堂春落難逢夫》：由於京劇《三堂會審》長唱不衰，玉堂春故事已家喻戶曉了。這是正德年間南京金陵城的故事，王尚書之子王三官，開頭是貴公子打扮，在玉堂春眼中是“眉清目秀，麵白唇紅，身段風浪，衣裳清楚”，中間落難穿著破衣破帽，住孤老院，打夜更度日。後得王銀匠幫助，“買了一身衲帛衣服、粉底皂靴、絨襪、瓦楞帽子、青絲絛、真州扇，皮箱騾馬，辦得齊整”。再去春院，才得到玉堂春資助去趕考。所謂瓦楞帽，明嘉靖時生員初戴之，為棕所製，或用牛馬尾編結而成，後來民間富有者亦戴之。明代小說名著《金瓶梅》中，寫代各色人等服飾相當細致多樣，真實可信，可謂了解明代服飾的形象化資料。如第一回寫西門慶幫閑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盔的玄羅帽兒黑色羅紗做的，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長衫式，腳下絲鞋淨襪”。西門慶因送禮為蔡太師上壽，被賞了個“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在當地清河縣山東提刑所，做理刑副千戶，是個武職小官。他於是耀武揚威起來：“每日騎著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灑線揉頭獅子補子圓領官袍，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腰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著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第三十一回這裏所用補子，大體合當時服製，因武職品官，明初尚服虎豹補子，後則補子概用獅子，也不加禁止；何況他這官職來路不正，官衣與玉帶皆是自做的。第四十九回寫梵僧印度和尚裝束：“生的豹頭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雞蠟箍兒，穿一領肉紅直裰，頦下髭須亂柞，頭上一溜光滑。”生動再現了一個形容古怪的外國羅漢樣兒。
明代女裝，多承襲宋代式樣，長襖、長裙為新時尚，間色淺淡常用。士庶女服，頭紮“遮眉勒”頭箍，是用紅藍色羅、帛製成的圍額巾，由“包頭”演變而來，後變窄繡上小花，或裝飾金銀珠翠。因習用，在夏天也用烏紗做的，最後用烏絨、綾、紗等製作成頭箍，又稱“烏兜”，就更方便了。《金瓶梅》第七十七回，西門慶“急急鑽進賁四嫂家中，見他勒著翠蘭銷金箍兒”。假髻，又稱鬏髻，也為明代婦女常用。時裝為：窄袖衫、襦、背子、長裙、團衫盤領窄袖金緣邊為主，明初流行窄瘦長衫，弘治時興小巧短衫，正德時漸大，嘉靖時又長至膝。背子大體與宋代相同，用途更為廣泛。比甲，是一種無袖、無領的對襟馬甲，較後來馬甲長，本為元代服飾，到明代後期為青年婦女的時裝，下身全穿裙，外單穿褲者少見。初用六幅，後逐漸增多，腰間有細摺，即成“百褶裙”。“鳳尾裙”乃用綢緞裁剪成大小規則條子，上繡花鳥圖紋，另在兩邊鑲金線、間綴飄帶，下垂彩色流蘇。貴族女裝，有薄飾金銀珠翠的高冠、後妃命婦有鳳冠、霞帔。北京定陵出土有萬曆時九龍四鳳冠，翊龍雙冠、九翠四鳳冠、鸞鳳冠等，乃以龍鳳、珠翠裝飾、金銀絲編框架，表裏敷以紗羅。雲形博鬢左右各三扇，金銀絲編的龍、鳳、翠、鳥綴其上，側插金釵，釵頭鳳銜珠串，珠花垂肩。玉步搖乃玉簪外端高挑珠串。霞帔：由深青色緞上繡雲霞禽紋，按官品定不同紋樣，為上賜貴婦專用。雲肩：為金繡紋飾的披肩，另有長衫大袍、背子、長襖、長裙等，各有定製。
試看《金瓶梅》中對衣裝的生動描繪，第二回潘金蓮的打扮：“頭上戴著黑油油頭發鬏髻，一經裏墊出香雲，周圍小簪兒齊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畫柳葉眉，襯著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香喉下。往下看，尖金蓮小腳，雲頭巧緝山鴉。鞋兒白綾高底，
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誇。”這是初為當時賣大餅武大的俏媳婦的裝束，也表現了她的愛美追求。到了第十五回，潘金蓮成了富商、武官西門慶的小老婆，在正月賞燈時，就盛妝異常了：“吳月娘大老婆穿著大紅妝花通袖襖兒，嬌綠段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是白綾襖兒藍段裙。李嬌兒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那潘金蓮一經把白綾襖袖子兒摟著，顯他那遍地金襖袖兒，露出那十指春蔥來，帶著六個金馬鐙戒指兒”，出盡風頭，被下麵看燈人議論是哪家貴戚王孫的豔妾，內家宮廷裝束。同一回還寫了妓女李桂姐：“家常挽著一窩絲杭州攢，金縷絲釵，翠梅花鈿兒，珠子箍兒，金籠墜子，上穿白綾對襟襖兒，下著紅羅裙子，打扮的粉妝玉琢”。這服飾也是明顯違犯定製的。
洪武初年定庶人婚嫁，方準許服用九品冠服。洪武三年後規定士庶穿雜色盤領衣，不許用黃。用六合一統帽，不準用頂。畢裹網巾，庶民即使身為鄉中正，仍不能服冠，隻許耆老幅巾。還明文規定，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繡、錦綺、絲、綾
羅，隻許用綢、絹、素紗；靴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農民隻許穿用綢、紗、絹、布，庶民不許穿靴。除官民界限，還有良賤之別，商賈之人隻許穿絹布，而且規定農民之家有一人為商賈，全家人不得穿綢紗。金珠翠玉頭飾除官宦貴婦外不得用，民婦限用紫、綠、桃紅等淺淡顏色，大紅與金綠閃光的錦羅絲緞嚴禁使用，違用者本人、家長和工匠都要治罪《明會典》。教坊司樂工隻準戴方字巾或綠頭巾，以示下賤；樂妓隻準戴明角冠、皂背子，不許與庶民妻同。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時勢變更，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的興起、壯大，明王朝上下日趨腐敗，法製鬆弛，世風日趨奢華，而人們服飾又因愛好、審美需求、經濟條件、職業、節令、風習等等關係千變萬化最難一致。
立製之初，即有違製現象發生，而且越演越烈，以致原有服製形同虛設。晚明之時，即萬曆以後，明人的服飾便發生劇烈顯著的變化，服飾更新快速，百餘年間日趨新異、華貴，突破貴賤嚴禁，流風波及社會各階層，成為大家的違製與僭越，社會輿論不再譴責，法製也無法約束了。例如龍紋，曆代以來為至尊君王的專用象征，明初廖永忠因僭用而被處死；但到明末，團龍、立龍已成了尋常百姓服飾常用花紋。曆來卑賤的樂工倡家，公然仿效士大夫，服裝上繪以禽鳥，穿戴與朝臣同樣，妓女也滿頭珠翠金玉，招搖過市，小康之家非繡衣大紅不服，大戶婢女非大紅衣不穿，難怪士人哀歎：“男子服錦繡，女子飾金珠，是皆僭擬無涯”，“人皆誌於尊崇富侈，不複知有明禁，群相蹈之”《鬆窗夢語》卷八。從上述《金瓶梅》中所寫到的服飾華麗、逾製，可見一般。由於經濟的發展，宮廷、貴族、士民大量需求的刺激，絲綢紡織工藝空前高度發展，使明代絲綢刺繡工業達到封建時代繁榮的高峰。明中期起，金鏤工藝與精湛的傳統織繡技術進一步融合，用來發展大件高級宮廷服飾、各種妝花錦緞、宋錦、雲錦等。宋代起即有正則緞紋的新品種，緞的經緯絲中隻有一種顯現於織物表麵、外觀光亮平滑、質地軟軟、厚薄皆有，適用性強，是絢麗華美的高級絲織品。明代起，緞織物提花工藝高度發展，明代織花緞有暗花緞、閃緞、妝金庫緞，織全妝花緞，遍地金妝花緞，孔雀羽織金妝花緞等，成為高級服裝最流行的衣料。而織錦自明代中期以來，蘇州、成都、南京等地發揮傳統的地方特色，更新換代也有重大發展。明末以來，江南地區刺繡服裝商品生產極為繁盛，這都為社會上下服飾用料提供了有利條件。
嘉靖皇帝曾賜權相嚴嵩以南京織造的閃黃麒麟、仙鶴等。明代《天水冰山錄》一書記載嘉靖晚年抄沒嚴嵩在江西分宜財產，在一萬四千餘疋絲綢中就有大批大紅妝花五爪雲龍過肩緞，青織金妝花鳳通袖緞、青織金過肩蟒羅、紅妝花鳳女裙羅等違禁衣料，還有絨衣天鵝絨等件，其中金彩絨織成衣料占，金彩擺花絨衣占，可見奢侈豪華之極。宮廷工藝與民間工藝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轉化、促進的。民間喜慶節日、迎神賽會、服飾打扮都需要大量工藝品，這不是那些陳規、禁令所能局限的，婦女、兒童等服飾更無法限製，因為愛美、趨新、逢時是人之天性。雖然補子是官階的代表，而廣泛的吉祥圖案紋飾，如石榴象征多子，牡丹、龍、鳳象征富貴，鴛鴦象征愛情，端午節用五毒蛇、蠍、蜈蚣、壁虎、蟾蜍紋飾可以辟災的民俗，麒麟表仁，鬆、竹、梅、蘭、芝比喻正人君子，八仙慶壽、孔雀開屏，年年有餘，五穀豐登燈籠等等，皆上下通用，社會上層高級服飾也廣入民間，美入民家，這是前所未有的。如織金妝花，本是宮廷、貴族專用之物，至明後期“商賈工農之家一概穿著已為僭份。又是混戴珠冠及金銀鬏髻四圍花，通袖刻絲捺紗，挑繡袖口入領、緣等服。而倡優妝飾金珠滿頭，至於床門幃帳，渾身衣服，俱用金銷。一套銷金工價，可買一套衣裳。”衙市遊民，“綾緞手帕濫作裙褲雜色，寬帶直與衣齊。”呂坤《實政錄》卷一婦女服飾變化更大：“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襪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演染之顏色，鬢發之飾，履纂之工，無不易變。”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初為高髻，三十寸許，二十年後僅高六、七寸，髻式菜桃心髻、桃尖頂髻、鵝膽心髻、墜馬髻等，明末樣式更多，有羅漢鬏、懶梳頭、雙飛燕、刻枕鬆等名目。服飾上的追求華麗之風，以都城為首，全國各地亦競相仿效。明代中後期“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鬆江“寒
酸貧者必用綢絹色衣，謂之薄華麗”，“女裝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與士宦漫無分別，而士宦亦喜奴輩穿著，此俗之最惡也”範《雲間據目抄》卷二。山西婦女“戴金不戴銀，有一簪重一兩二錢者”呂坤《實政錄》卷三。四川婦女簪花滿頭，“稍著鮮麗，醜嫫出汲，赤腳泥塗，而頭上花不減”《鬆窗夢語》卷二。農村寒家亦追逐時髦：“家才儋石，已貿綺羅，積未錙珠，先營珠翠。”《客座贅語》卷二這些都說明當時社會風習奢華，上下一律追逐服飾時風，追求美觀。這樣不僅衝淡了服飾上的等級限製，也使當時社會服飾絢麗多彩、豐富多樣，使中國的古典服飾，到明代達於頂點，使之在世界服飾史上亦是一大高峰，獨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