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剪發通令
辛亥革命後，推翻了清王朝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立即發出《剪發通令》，全國各界聞風而動，二百多年的辮發陋習，終被明令禁止，衣冠服飾也發生巨大變化。首先二千多年“服以旌禮”的封建禮俗服製及規章被廢除，接著又頒布了新的服製條例。當然這一變革過程並非一蹴而成，初期尚有反複，數式並存。三十年代後變化較快，而邊遠山區、邊疆，少數民族服飾習俗仍保持相對穩定，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服飾特有的多采風貌。早在民國前，戊戌變法時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康有為就上書皇帝，建議變法，包括改革服飾製度，說“以數千年一統儒緩之中國裒衣博帶，長裙雅步而施之萬國競爭之世……誠非所宜”，要求“皇上身先斷發易服，詔天下同時斷發，與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聽其便”。變法失敗，所議不行。然而清政府又不得不在軍服、警服上因時製宜地稍加改革，傳世圖照中即有仿外國軍服製式的近代軍服形象，有的在著近代軍服時還戴清式翎帽，成了中西合璧。宣統初年，外交大臣伍廷芳又懇求“朝廷明降諭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長發，改易西裝。與各國人民一樣，俾免歧視”。清廷雖立案議會，仍未能實施。民國成立後，政府剪辮令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全國迅速形成剪辮熱潮，然在邊遠鄉村，消息閉塞，文化落後，仍視剪辮為畏途。魯迅小說《風波》就寫因進城被剪掉辮子的農民七斤，聽說皇帝又坐了龍廷，惶惶不安，受到家人埋怨，還受到茂源酒店老板趙七爺的恐嚇：“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你們知道，長毛時候，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長毛”指太平軍，這裏把清兵錯說成“長毛”了。在剪辮熱潮中南方大城市領先。據報道，廣東一日有二十餘萬人剪辮。北京政界、軍界、警界中人均已一律剪發；工商界、勞動界也有剪了的；但也有人抱消極或抵製態度。如浙江海寧有人辮子被剪後抱頭痛哭、破口大罵；在上海有人把辮子藏於帽內，不小心露出，引人圍觀，以致爆發衝突。前翰林梁鼎芬公開說：“吾頭可斷，辮不可剪！”就全國說，民國初期，多數人已陸續剪掉辮子，而北京，到年留辮者僅占。
二、男女禮服製式
民國服製曾陸續頒布，民國元年七月參議院公布男女禮服製式，男子禮服一種用西式，分大禮服、常禮服二種，中又分晝、晚二種；常禮服一種用西式，與大禮服略同，一種用中式；長袍馬褂。民國二年三月公布地方行政官公服，外交官、領事官服製。民七年公布警察服製，比如陸軍服製、海軍服製推事、檢察官、律師、監獄官以及礦警、航空等服製，民初皆陸續頒行，主要規定男女禮服和公務人員製服，一般日常便服，不作規定。可見初期服製多直接采用西式，如大禮服即用西式禮服，晚禮服即用西式燕尾服。女子禮服，上衣式樣定為下與膝齊，有領、對襟，左右、後下端開衩，周身加錦繡。下著裙子，前後中幅平，左右打襇，上緣兩端用帶。學生有操衣、操帽的規定等。
三、國產中山裝
年代末，民國政府頒布《服製條例》，定男子禮服用國產的中山裝，夏用白色，餘用黑色。常服用長袍、馬褂，中山裝乃民國國父孫中山所創製，他是根據日本的學生裝加以改革而成，式樣為單立領，前麵大襟九個扣子，左右上下四個明袋，袋麵有“胖襇”袋褶外露，後身有背、帶縫，中腰處有一腰帶。這是最早的樣式，後來據先秦的《易經》和民國的政治製度，使製式具有特定意義，如據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定前襟四個口袋。據國民政府五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定前襟為五個扣子，又據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而定袖口必須三個扣子，改單領為複立領，這就在西裝的基本式樣上注入了中國的傳統意識、文化內涵。
四、學生裝和西裝
學生裝大致與日本學生裝類似，式樣為單立領，前身下有二個暗袋，上麵一個明袋。多為大學生穿著，一般中小學生穿的不多。西裝多在青年中盛行一時，但也時有反複。年月魯迅寫過雜文《洋服的沒落》見《花邊文學》，其中說，辛亥革命後，采用的是洋裝西裝，“這是因為大家要維新要便捷，要腰骨筆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裝，還厭惡別人穿袍子”。聽說有人竟去責問清遺老樊樊山，為什麼要穿滿洲衣裳，他反問少年，並答道：“我穿的也是外國服”這是強詞奪理，滿洲並非異國。後來洋服終於和華人漸漸地反目了，不但袁世凱朝，就定袍子馬褂為常禮服，五四運動之後，北京大學要整飭校風，規定製服了，請學生們公議，那議決的也是：“袍子和馬褂！”這洋服的遺跡，到了年，“隻殘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辮子小腳，不過偶然還見於頑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但有時竟會被人偷灑鏹水，成了消除它的催命符！一般長袍、馬褂用於正式禮儀場合，平民多用於交際。禮帽，分冬、夏二式，冬用黑色毛呢，夏用白色絲葛，式樣為圓頂，下有寬闊帽沿。穿著中西服裝都可戴禮帽，為男子最莊重的服飾，便帽有多種，式樣豐富。周振鶴《蘇州風俗》中寫道：“男子普通瓜皮小帽，獺皮、絲絨、直貢呢、紗緞、紗、棕等，皆隨氣候而更易。夏季戴草帽、呢絨等帽，以及鴨舌便帽，以學生為多，反帆布圓形圓邊帽，男女學生於夏季戴之。夫役農人，常戴粗薄草帽，冬戴氈帽，雨則戴笠帽，披蓑衣。朔風時戴風帽，或羅鬆帽一作羅宋帽。”徐國楨《上海生活》，記上海年代的服飾概況說，上海社會上穿西裝的男人極多，不過大多是青年人，其中以各學校的學生、教師、公司洋行和各機關的辦事員等為主，老年人、商店中的店夥以及一般市民很少穿著西裝。總的說來，穿西裝雖時髦，仍不及穿中山裝的多，而馬褂已不再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