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命婦服飾與女子地位
漢朝餘年，中間有個外姓篡了皇權，即王莽的新朝，所以，以新朝為界，漢朝又分為西漢、東漢。王莽篡權以前，蓄心積慮，收買人心，爵位愈尊節操愈謙。他一麵禮賢下士，仗義疏財，一麵克己守法，儉約持家。他的二兒子王獲殺死奴婢，遭王莽痛責後，被迫自殺償命。為此，很得了一些為政清廉的好名聲。王莽不但在朝注意品行，家庭生活也力求儉樸，《漢書王莽傳》中載有這樣一件事：一次，王莽母親生病，在朝的公卿列侯們派夫人們前往探視，王莽的夫人迎出門外，眾夫人見出來迎接的人衣裙長沒有拂地，身穿的蔽膝是普通布料做成的，都以為是一般丫環傭人，等到一問，方知是王莽的夫人，大家都非常吃驚。所以吃驚，原因全在王莽夫人的打扮過於儉樸，同奴婢一般，按西漢習俗，貴族婦人都是長衣拂地。漢文帝是曆史上儉樸出了名的皇帝，他就曾經命令自己所寵愛的妃子“衣不得曳地”以示勤儉治國之意。王莽讓家人這樣做在當時是很出格，也是很有欺騙性的，因為按照封建製度的規定，丈夫為官，夫人即為“命婦”，而命婦自有一套服飾，必須按規定穿著裝扮。所謂命婦，是指受到封建王朝誥封的古代皇室及百官貴族婦女，按《周禮天官》疏載：命婦有內外之分：內命婦即三夫人以下，古代天子，後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禦女。三夫人亦分主六宮之事，三夫人以下則如九嬪等；外命婦如三公夫人、孤、卿、大夫之妻即是。
古代命婦的服飾在曆朝的服飾製度中都有詳盡規定，周朝時宮內設有“內司服”一職，專門掌理王後的衣服以及辨別內外命婦的服色，凡有祭祀和招待賓客，負責供應王後和九嬪世婦內外命婦等貴族婦女應當穿著的衣服，遇表喪，供應她們斬衰齊衰喪服，如果王後死去，則負責供應襲斂的衣服和佩巾刀線等雜物，可見在周朝時已經十分重視並形成製度了。縱覽曆朝的命婦服飾製度，不難看出其中的兩大特點：一是內命婦服飾以皇後為尊。依照嬪祀與皇帝本人的親疏遠近關係按等級順序變化，她們與皇後相比，都必須顯示出等而下之的尊卑之分；二是外命婦服飾，也按品階等級變化，而且變化遠比內命婦飾複雜，漢代時也佩不同綬帶。魏晉南北朝後，或衣料、或首飾、或花冠、或發型、或式樣、或衣色、或繡紋、或圖案，分出等級秩序。其中明代外命婦服飾製最詳，特抄錄於下，以便觀其大概：命婦服飾，洪武元年定朝服，冠花釵，一品九樹，二品八樹，三品七樹，四品六樹，五品五樹，六品四樹，七品三樹。服用翟衣，繡翟數不等。自一品至五品，衣色隨夫用紫；六品、七品，衣色隨夫用緋。洪武四年更定，外命婦不當服翟以朝，則以山鬆特髻、假鬢花細，真紅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為朝服。以朱翠角冠、金珠花釵、闊袖雜色綠緣，為燕居之服。洪武二十六年又定：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金翟二，二品至四品冠用金事件，珠翟四，二金翟。一品二品霞帔、褙子俱雲霞翟文，鈑花金墜子。三品四品霞帔、子俗雲霞孔雀文，及花金墜子。五品六品冠用帔抹金銀事件，珠翟三，抹金銀翟二。霞帔、褙子，五品雲霞鴛鴦文，鍍金，及花銀墜子；六品亡霞練鵲文、，及花銀墜子。七品至九品冠用抹金銀事件，珠翟二、抹金銀翟二，七品霞帔、褙子、墜子與六品同，八品九品霞帔用繡纏枝花，墜子與七品同，褙子繡摘枝團花。
據《明會典》及《明史輿服誌》整理那麼，服飾變化的依據是什麼呢？不妨以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一首一尾兩個朝代的命婦服製來說服這個問題。早在周代時已經明確規定：外命婦服飾依其夫爵位而定。清代命婦服製定得更是直截了當，簡明扼要：命婦服飾各依其夫。另有金約、領約、采、朝裙、朝珠等製度，各按其品。概括起來看，無論內外命婦，服飾規定的實質都是依“夫”而定，“夫”之服飾是隱在的依據。所以古代命婦服飾製度與帝王、百官服製有相對應的關係，內外命婦根據其夫及子之品受封，不同封號標誌不同的品位，而不同的品位又穿著具有嚴格規定的服飾。《紅樓夢》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龍禁尉”一段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秦可卿是寧國府長房長孫媳婦，一個很風流的女子，因與她公公賈珍有私情，自縊身亡。賈珍戀而生悲，“恨不能代秦氏之死”，他立意要大辦喪事來寄托自己對這位兒媳的依戀之情。先是特意尋來一副原備親王千歲所用的上等棺木，後又為賈蓉不過是一個監生而不自在，因為按照古禮，秦可卿的銘旌上必須寫清名份，執事儀仗的人數也根據名份而定。這名份不在秦可卿本人，而在她的丈夫賈蓉的身份上。於是，他花了一千二百兩銀子，疏通太監後門關係，為兒子買了一個五品龍禁尉的官職，用意全在葬禮的規格和排場上。你看，官一到手，靈前供用職事等物，立刻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也都寫明“天朝浩授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各種儀仗鼓樂，祭壇榜子也都按官階排場起來。出殯時更是風光：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麵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塚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禦前侍衛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著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豔奪目。
賈珍厚葬兒媳，私情匿意自是明，但要為兒媳掙麵子，則唯有通
過為兒子買官才能辦到，這同古代命婦服飾是同一道理，隻是夫貴方能妻榮。這也就觸及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倫理道德的規定中，女子的社會地位是必須依附於男子而存在的，這種文化特征與倫理觀念又是怎樣形成的呢？讓我們回溯一下遠古時期??在黃河流域的古老初民們過上了農業生活的那個時代，以男性為中心的父係社會逐漸地取代了以女性為中心的母係社會，後來的封建社會??一個皇權、族權、父權合一的中央集權等級社會就是在父係社會的基礎上逐漸演變發展而成的。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演變發展過程中，家庭的建立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此時，男耕女織發展為父子相繼，即在生產資料和生產力上的父子相繼，所謂子承父位，子承父業，子承父誌都意在表明父子相繼這樣一個新建立的家庭秩序，這一秩序同時也構成了“氏族家天下”的秩序，成為封建宗法製的基礎。在家庭中，男性成功地實現了對於女性的有效統治，統治是分兩步實現的：首先，以家庭限製女子的活動範圍和精神天地，使它成為名副其實的女性牢籠。早在周代，《禮記內則》中就已經寫明：“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閣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家庭的院牆無疑成了一堵女子無法逾越的高牆，女子因此被排斥於社會生活之外。然而，女性又是無法排除的，隻有她的存在才有父子關係的存在，於是父係社會巧妙地處理了這一關係，以將女性納入自身秩序的方式保持了對整個女性階層的“抹煞”。
這就是家庭除“高牆”之外的另一個功能，即在抹煞女性的本質之後，將女子轉化為傳宗接代的工具或妻、母、婦等職能。一個女人，首先而且必須是家庭中的女、母、妻、媳，而不是具有獨立人格和社會地位的女性，她的一切都必須依附於男性而存在、《禮記》中說得清清楚楚：“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一生都得服從，唯獨沒有自己。所謂男子“受命於朝”，女子“受命於家”就說得十分透徹了。女子服飾隨男子爵位官階而定，從皇後至下級官員的夫人都得如此。比如袞衣是皇帝的專用服飾，男性所用。唐朝武則天雖然當了女皇帝，也沒有提出穿袞衣的要求。但宋朝仁宗時垂簾聽政的明肅太後卻提出要穿袞服謁太廟。這種違反祖製的要求，自然受到大臣們的勸阻，但太後固執己見，誰也無法說服，此時，大臣薛奎靈機一動，問太後說：您穿上袞服，是用男子跪拜禮呢，還是用婦人的拜禮？因為從武則天開始，婦女已不跪拜。太後無法回答，這才打消了穿袞服的念頭。為此，歐陽修在給薛奎寫墓誌銘時，還特地提到，自然是肯定薛奎對禮製的維護。可見，即使位尊太後，仍不能隨意跨越男女界限。自古男女服飾有別，女子服從於男子就是根本的法則。即使如武則天這樣不讓須眉的強女子，臨終時依然特意下詔：“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後”，自願以李氏皇太後的身份下葬。清朝輔佐順治、康熙兩個皇帝即位的孝莊文皇太後盡管深謀遠慮，手段高強，但也隻能以服從男子的途徑??下嫁多爾袞，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說，中國古代男子與女子的特殊關係，也就是注定了古代命婦服飾製度實質上是以服從依附男子為前提的。說到底，它也並非真正屬於女性自身的服飾。
八、平民服飾的禁域與限製
在前幾節中，我們已經討論了皇室貴族官僚臣屬的服飾，在這些統治階級的服飾中，等級秩序是異常分明的。而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更有一條橫亙其間的鮮明界限，這條界限在等級差別之外，還意味著階級差別，這，也就是本節所要集中討論的統治者所強加於平民百姓的服飾禁忌。弗洛伊德在他的《圖騰與禁忌》一書中寫道：“禁忌是一種原始民族對‘魔鬼力量’信仰的表現和延伸。”然而，古代中國平民服飾的“禁忌”並不具備神秘性，因為它的內容是由統治階級頒布的禁令與種種限製所組成的，其動機不在於信仰，而在於對封建社會權力結構的一種帶有強迫性的維護。“禁忌”不是指婚禮時不可穿白，喪禮時不可穿紅，而是指各行各業各種身份的人必須各穿其衣。平民服飾在大前提上不可僭越貴族服飾，在小前提上又不可僭越各種行業的服飾，也就是三教九流，各有其服，類似於我們今天的各種行業製服一般。當然，就各個朝代來看，大前提是絕對的，有法可依，而小前提則根據各朝製度，多有變化，就服飾史所載史料看來，宋代平民服飾是奉行了兩個前提的。它不但由朝廷下文明確規定平民服色、裝飾、衣料等等方麵的禁忌，而且詳細規定了各行各業的服飾，不得逾越。
宋代筆記小說《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京都汴京的民情風俗，十分詳盡，其中記載：又有小兒著白虔衫，青花手巾，賣辣菜、幹果之類……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香鋪裏香人即頂帽披背子。質庫掌事，即著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如何色目……
可見，即使平民百姓也要按本色打扮，即使乞丐，也有特殊衣著，甚至媒婆也分等級而有不同裝束：“上等戴蓋頭，著紫背子；中等戴冠子，黃色髻，背子，或隻係裙。手把青涼傘兒，皆兩人同行。”在《宣和遺事》一書中，也有關於北宋時汴梁各階層人士的衣裝打扮的記述。如富貴人家紈絝子弟的衣著為“丫頂背，帶頭巾，地長背子，寬口誇，側麵絲鞋，吳綾襪，銷金裹肚。”秀才儒生為“把一領皂褙穿著，上麵著一領紫道服，係一領紅絲呂公絛，頭載唐巾，腳下穿一雙烏靴。”寺僧行童為“墨色布衣”，汴梁巡兵裝速為“腿係著粗布行纏，身穿著鴉青衲襖。輕弓短箭，手執著悶棍，腰掛著刀。”古典長篇小說《水滸傳》是根據宋代宋江等人聚集山東梁山泊起義造反的事跡創作而成，其中梁山好漢一百零八將的出身十分複雜，上至貴族名門、將相官僚，下至綠林江湖、雞鳴狗盜之徒，可謂三教九流，無所不有，其中對各階層人物的服飾描寫也很有參考價值，特從小說中摘引幾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服飾描寫如下：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龍雲肩袍，腰係一條玲瓏嵌寶玉絛環，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朝靴。柴進，大周柴世宗嫡友子孫，名門貴族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鬢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係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穿一雙磕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折疊紙西川扇子。林衝、未遭陷害前是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此為武官打扮。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係一條雜采呂公絛，著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副賽黃金熟銅鈴杵。吳用，人喚智多星，讀書人出身，是梁山上的軍師，這是他以算命先生的身份喬裝打扮戕幾根蓬鬆黃發，綰兩枚渾骨丫髻，黑虎軀穿一領粗布短褐袍，飛熊腰勒一條雜色短須絛，穿一雙蹬山透土靴。李逵，人喚黑旅風，農夫出身，這是道童打扮。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著穿心紅一點髯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係一條絹搭膊；下麵青白嫋腳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張順，綽號“浪裏白跳”，漁民出身，這是賣魚時的打扮。頭帶青紗凹麵巾，身穿白布衫，下麵腿，並護膝，八搭麻鞋，腰係著纏帶。
張青，江湖上喚作菜園子張青，小店主，這是挑擔時的打扮。不同行當不同階層的人各有本色打扮，在宋代，朝廷官府有規定，就會輿論也有所約束，這是當時的風氣。說白一點，就是你吃這碗飯，幹這行事，就必須穿這個行當的衣服，如果不穿，就會被世人恥笑，認為不講規矩，不合禮儀。可見貴賤分明的等階觀點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古代窮人多穿褐衣，褐是用粗麻和獸毛混紡織成的布料。這種布料製成的衣服，質地粘糙，重且不暖，而且毫無美觀可言，與貴族穿的輕暖華麗的狐皮裘衣恰成鮮明對比。作為階級差別的一種體現，這種情形早在先秦時就已形成，傳說商王武丁為了舉薦正在服刑的平民傅說，假托夢中天帝賜予賢相，命大臣將夢中形貌畫成人像，去民間查尋，後來在傅說服苦役的工地上尋到他時，他穿的就是褐衣，還捆著繩索。武丁將傅說接進朝廷做了相，讓他輔佐朝政。《詩經豳風七月》中也有“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的句子，以此描寫當時人民衣不遮體的貧困生活。古代史料詩歌中，“毛褐”、“短褐”、“被褐”指的都是當時下等人的衣著，指代農夫、平民。
“釋褐”甚至成了做官的代名詞。收入《太平廣記》一百五十三卷的《崔樸》一篇，歎盡仕途曲折，難以升遷之苦，其中有句說：“崔?及第後，五任不離釋褐”。古代新進士及第後授官為“釋褐”，“褐”為平民所著布衣，意思是說脫去布衣而穿官服，從此也就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官了。而崔?中了進士後，五次任命都沒有超出剛考中時所授的官，所以心情鬱悶，長歎命運多舛。唐朝科舉考試製度規定，考中進士者“賜進士及第”，但並不等於得了官位，還必須經過禮部考試。取人的標準有四條：一是身，要生得體貌豐偉；二是言：說話要言辭辨正；三是書，寫字要楷法遒美；四是判，要得文理優長。這一關必須通過，進士才有官做，故稱“釋褐試”，意思是及格後可以換穿官服。從現存的古代服飾實物及圖畫上看，平民服飾與貴族服飾有天壤之別，其中著名的宋代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最能說明問題。從圖中看，凡是體力勞動者，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衣短不及膝蓋，或者剛剛過膝，頭巾也比較隨便，甚至有椎髻露頂者，腳下一般穿麻鞋或草鞋。
從曆代《耕織圖》中也可看出農民的裝束特征。南宋《耕織圖》中可見下田的農夫穿對襟短衣，背心，褲管高挽至大腿，赤腳挑擔；另有一農婦也下田勞動，她褲管低挽，露出赤足，衣袖也短至肘彎之上，類似於今天的短袖衣衫，同貴婦人長袖長裙截然不同。清初刻《康熙蟲織圖》中對農夫的刻畫更為詳細，或扶犁，或耕田，或施糞，或收割，或挑擔，或掌秤，其中服飾衣裝已同今日農民下田幹活時的衣裝區別不大，都是十分樸素的短打扮，以便於勞作。圖中農婦雖穿長裙，但絕無花紋圖案，頭巾也顯得簡陋。勞動階層人民的服飾特點也是帶有世界性的。從古代世界各國的服飾來看，體力勞動者也是穿著樣式簡單，衣身短小，短袖乃至無袖的衣服的。比如，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貧窮階層的革命者被稱為“非馬褲階級”，顧名思義，也就是沒有馬褲，因為馬褲不適於田間勞作，是貴族和有閑階級穿用的，而幾個世紀以來，勞動階層一直為了實用而穿著蓋過腿部的罩褲，所以，一日勞動階級掌握了政權，這種“非馬褲”便立刻受到尊重以至最終受到普遍歡迎。一個人的服飾總是同他的生活方式有關，因此，勞動者的服飾也同體力操作有很大關係。明刻本《李孝美墨譜》插圖中的製墨工人甚至打著赤膊。宋代畫家所繪《百馬圖》中，有一裝束值得注意，倆馬夫鍘草飼料，一人掌鍘，一人遞料，倆人衣袖都用繩索縛定掛於頸項間，把袖子高高摟起，據沈從文所著《中國曆代服飾研究》中考證，這是宋代的發明，專名為“襻膊兒”。宋人記載廚娘事，就提及當時見過大場麵的廚娘，用銀索襻膊進行烹調，可見它是宋代勞動人民為便於操作而發明的。廚娘用銀練索，肯定不是一般農婦，一般人所用大致是絲麻製成的。十分有趣的是，曾經風靡大陸的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中，女主人公阿信幹活時也有類似“襻膊兒”的打扮，同樣也是為了幹活利索，這是不是中國傳過去的呢？
勞動人民衣著樸素，並非僅僅為了勞作方便，它同時受到統治階級的法令限製。宋代因與東北契丹族戰爭失利，為求和妥協，不惜以厚禮巨款進貢。為此，在國內加強了對人民的剝削，使得人民日益貧困，明顯影響了平民的服飾。男子衣飾已是越來越短，頭巾甚至已經無法保持一定式樣了，盡管如此，統治者仍屢屢下詔對平民庶人的服飾提出種種限製。比如，時而規定平民隻能穿粗白麻布衣，穿黑衣還必須得到特殊的允許；時而規定職務低下的小公務員、平民、商人、雜技藝人都一律隻能穿黑白二色，不能穿雜彩絲綢，等等。印花工藝在中國已有二千年的曆史，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出土有精美的印花織品，但在封建社會中幾乎都隻流行於上層社會，平民一是穿不起，二是不準穿。宋仁宗天聖二年，徽宗政和二年都曾下詔：印花布隻許做官服、軍服，禁止平民庶人服用。明代平民同元代一樣，衣服隻許穿暗褐色，但據史料記載，當時染工技藝高超，能染出各種褐色，達二十多種，如棗褐、椒褐、明茶褐、暗茶褐、艾褐、荊褐、磚褐等等，這也算是普通百姓在統治者禁令限製下的一種對美的追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