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歎的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都隻能這樣追求美。勞動者創造了美，不僅不能享用，甚至還要為之失去人身自由，唐朝元鎮在他的《織婦詞》中有生動形象的表述：織婦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征早。早征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束刀瘡，主將勳高換羅幕。繅絲織帛猶努力，變緝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簷前嫋嫋遊絲上，上有蛛蜘巧來往，?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這些受朝廷控製的紡織女工們竟因為身懷挑紋的絕技，人老發白了也不準出嫁。統治者在占有美的同時還占有了美的創造者，這是多麼不公平的社會現實呀！古人很早就知道以動物的毛皮製衣禦寒，殷商的甲骨文中就出現了“裘”字，以後我國曆代書籍中，多有記載，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說：“凡取獸皮製服，統名曰裘。”裘很早就納入了服飾製度，周朝宮廷中設有司裘一職，專門掌管朝廷裏有關毛皮的事。他負責製作大裘，作為天子祭天時穿著的祭服；仲秋之際，向天子進獻良裘；晚秋時節，則進獻功裘，以供天子頒賜君臣。《周禮天官司裘》中所記載的大裘、良裘、功裘也就是依毛皮質量、做工粗細而分的不同等級的裘衣。裘衣分狐裘、貂裘、羊裘、鹿裘等，其中以狐裘最為貴重。一方麵是因為狐裘最為輕暖，另一方麵是因為“狐死守近”的含義：狐狸死後，頭朝洞的一方，人們認為這有君子不忘其本的意思，所以格外珍惜。穿狐裘最能顯示等級，“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大夫羔。”而士以下的庶人平民則隻能穿犬羊皮，如果連犬羊皮都穿不起，那就隻能在冬天穿褐衣了。
在平民服飾“禁忌”所體現的階級差別中，商人是十分特殊的一個階層，他的服飾特征總在這種階級差別的鮮明界線邊遊移不定，忽貴忽賤，時而華麗時而簡樸，時而受朝廷禁令限製，時而又無視等級有所僭越。這種遊移不定的現象是同商人在封建社會中的社會地位有關。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就十分強調“重義輕利”，將它作為君子道德觀的一個標準，一個根本原因還在於統治者“重農抑商”的政策的推行。“無商不奸”，商人都是重利輕義、見利思遷之徒，也是古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一個觀念。漢代統治者對商人就采取抑製的態度，漢高祖劉邦最堅決。他大力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下令商人不準穿錦繡等織品，並要商人繳很重的稅，以促使流民歸附土地。此後曆代王朝都有禁令，嚴厲地將商人的穿戴限製在平民庶人的服飾之內。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四年甚至下令：“農衣綢、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得衣綢、紗。”從法令上看，商人的地位甚至還不如農民。可是，社會上的事又常常不以統治者的意願為轉移，在提倡“重義輕利”，認同“無商不奸”的另一方麵，又是“有錢能使鬼推磨”，“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中國古人首先是重官，官主要是由兩種人當的，一是憑門第血統世襲為官，有個好祖宗，封妻蔭子，福及後代；二是憑讀書當官，讀得滿腹經倫，學而優則仕。而商人不是官，無權無職卻有錢，他的地位也就全在這個錢上了。
你辦不成的事，他可以靠錢打通“關節”，你進不了的門，他們可以靠錢賄賂官府，很有點今天不法個體商的氣味。但政策一緊，他有錢也沒轍。史料上寫得清清楚楚：高帝紀詔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為什麼呢？“賈人唯利是視，漢初重農，故為是苛禁以抑末，令財多無所用之。”政策一鬆，法製禁令就沒有了約束力，商人立刻衣飾華麗，寶馬金車，揮金如土，很有點財大氣粗，連官員都不放在眼裏的威風了。所以，曆朝多有大臣屢屢上奏皇帝，說商人衣飾奢侈，僭越等級，要求嚴厲懲處，以正禮法。從這一點上說，商人憑借財富與貴族統治階層始終有一種潛在的對抗心理，他們常常以一些違紀等級製度的方式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種現象也是世界性的，中世紀的歐洲，一些國家用法律條文的形式，禁止平民百姓穿毛皮製品，但隨著歐洲各地貿易的發達，商人愈來愈富有，他們逐漸進入上流社會，也開始享受毛皮製品了。而在航海貿易出現之後，歐洲的商人已形成一支龐大富有的隊伍，他們有意同當時的貴族比金錢、比財富，服裝更加華麗多彩、款式也力求標新立異，以此向人們大張旗鼓地宣傳並顯示自己的社會地位。參見〔美〕布蘭奇？佩尼《世界服裝史》遼寧科技出版社年版在中國，到了清末，商人可以用錢捐個官當，這也就表示了統治階層對商人的一種妥協，一種無可奈何的默認。弄清了這些道理，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曆代服飾禁令中常常出現對商人服飾限製的個中原委了。總之，有一個結論可以明確，中國二十世紀曆史大變革至今所帶來的文代進步之一，就是逐步消除了平民服飾的禁忌，使中華民族的每一個成員不但人人有衣穿，而且擁有“誰都可以穿”這份自由選擇服飾的權利，誰能說這不是一種文化的進步呢？！隻是它常常被今天的人們所忽略罷了。
九、“竹林七賢”與寬衫大袖
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族男子的服裝，主要是衫。“衫”字在古時出現較晚，《說文新附》：“衫，衣也”，其實就是《說文》的尋字：“，尋，衣博大”。《釋名釋衣服》稱，衫，衣無袖端也。就是說，衫衣博大，穿著輕鬆，因為沒有袖端即今天舞台古裝上的“水袖”，穿起來也很方便。按照漢代習俗，凡被稱作袍的，袖端應當收斂，並且裝口，《爾雅釋衣》稱袖口緊窄部分為“”。而“衫”卻不受衣的約束。這樣，以衫為主的男裝，在魏晉時也就日趨寬大，以至於“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可分為二”成為一時風尚，遍及大江南北。明代馮楚龍所纂的《古今笑史》中有一笑語名為《異服》，說的是進士曹奎穿了一件袖子奇大的袍子，楊衍見了如此奇裝異服不禁問道：“袍袖為什麼要做得如此之大？”曹奎回答說：“袖大是為了能裝進普天下的蒼生”。楊衍聽罷哈哈大笑地說：“可以裝一個蒼生罷了”。笑話到此，以作者一句評語默尾：“今吾蘇遍地曹奎矣”。意思是說，當今我們這裏到處可見象曹奎這樣的大袖袍了。這個例子表明，大袖袍的確曾經是流行的時髦服裝。史書上關於“寬衫大袖”服飾風尚的記載不少，當時是上自王公名士，下至黎庶百姓，均以寬衫大袖、褒衣博帶為尚，整個社會在服製禮儀上顯出寬鬆的氣氛。從《抱樸子》、《晉記》、《搜神記》、《南齊書》等古籍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生動的反映，“竹林七賢”的行為舉止、生活方式頗受推崇，甚至成為效仿的榜樣，社會上出現了一批古代的“嬉皮士”，他們或散首披發、或裸袒箕踞、或狂呼暴飲、或彈棋鬥雞，總之，不務正業，遊戲人生，衣飾裝扮為所欲為，不受任何禮教約束。一副站無站相，坐無坐相，臥無臥相的“痞相”，與正襟危坐、謙恭儒雅的傳統士人形象相去甚遠。其中以服飾裝扮來達到駭世驚俗目的的種種舉止，更有值得玩味之處。
魏晉南北朝時名氣很大的“竹林七賢”堪為一代風範。其影響可以繪畫史之實例為證。魏晉繪畫中，“竹林七賢”不僅入畫，而且形成一種稱作“樣”的傳統形式。東晉的戴逵、顧愷之、史道碩，南朝宗的陸探微，齊的毛惠遠，都畫過七賢。又據《曆代名畫記》所載，顧愷之與陸探微，不但畫過“七賢”像，而且還畫過與孔子同時代的古代貧窮高士榮啟期像。榮啟期是晉人喜歡稱引的人物，這裏就包含有一種崇尚心理，其中也有值得玩味的道理。關於榮啟期的生平事跡在《列子》第一篇“天瑞第一”中有這樣的記載：孔子遊覽泰山，看見榮啟期在?邑郊野行走，穿著粗糙皮裘，係著繩索，一麵彈琴，一麵唱歌。孔子問他：“您這樣快樂，為的是什麼呢？”答道：“我快樂的地方很不少：自然生育各種飛禽走獸、昆蟲魚蝦，隻有人最尊貴。我能夠做人，這是第一種快樂。人有男有女，男的尊貴，女的卑賤，我卻是男人，這是第二種快樂，人生下來，有的沒有看到日月便夭殤，有的還沒有脫離懷抱便短命，我卻活到九十歲了，這是第三種快樂。貧窮是人的一般情況，死亡是人的必然結果，發於一般情況，等待必然結果，還有什麼憂愁呢？”孔子說：“好呀！這是能夠自己寬解的人。”一種題材之所以被當時著名的畫家們所青睞，正在於充分表明盛行於當時的對“七賢”的崇尚心理。值得慶幸的是，“七賢”樣式，一直保存到今天，即南京西善橋墓室出土的印磚壁畫。這使我們有可能目睹當時士人的高逸風采。此幅壁畫也一向為古代服飾研究者們高度重視。
在南京西善橋墓室中，印磚畫分為兩壁，南壁繪刻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四人，北壁繪刻向秀、劉伶、阮鹹、榮啟期四人，除榮啟期外，其餘七人就是當時有名的所謂“竹林七賢”。畫中並繪刻各種同根雙枝形的樹木十棵。嵇康左旁繪銀杏一枝，阮籍之帝繪槐樹，山濤之旁繪垂柳，並有鬆樹、闊葉竹等。人物在每樹間隔中席地而坐，三人麵前有裝酒的鴨頭勺或稱鳧頭勺，二人正舉羽觴，二人撫琴，一人擘阮，一人手指頂著個如意玩。情態生動，服飾各異。整個墓室壁畫，畫麵簡樸，磚印線條，相當流暢。可謂“畫體周瞻”、“體韻遒舉”之作。其中尤以山濤、王戎、劉伶三人刻畫得最有神氣。山濤頭裹巾，赤足曲膝坐了皮褥上，一手挽袖，一手執耳杯，表現出一種飲酒沉東之意。王戎則一手憑幾，一手玩弄如意，仰首，曲膝，赤足而坐，其前有瓢尊與耳杯，瓢尊中尚浮一小鴨，寫出了王戎“不修威儀”，似有醉意之態。所繪劉伶，又是一種情態，露髻，曲一膝，赤足而坐，一手執耳杯，一手作蘸酒狀，生動而有趣地畫出了他的嗜酒，特別是畫其雙目凝視杯中，充分地刻畫了他“視名醪而心醉”的特性。據說，“七賢”之中的劉伶是最為落拓不羈者，他頭梳兩丸髻又稱雙丫髻是當時少年所梳的發型，劉伶特意以此顯示玩世不恭之態。劉伶還曾做過一篇《酒德頌》，無視世上先人所定的一切道理。《世說所語任誕》還記載了他的一樁軼事：“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巾軍衣，諸君何為入我，巾軍中？”，巾軍，古時指褲子，劉伶居然反問客人為什麼要進他的褲子中去。言語何其放肆大膽！從磚刻畫的全圖看，諸人都近於袒胸露膊，其中又有七人赤足，一人散發，三人梳丫角髻，四人著巾子，均穿大袖寬衫，反映了當時服飾的典型情況。整個畫麵充分地表現了“竹林七賢”任情不羈、放浪形骸、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的精神氣質，結合戰亂不斷、禮儀解體，儒學信仰危機、高壓政治殘酷以及當時封建文人特殊心態等文化背景來看，服飾的文化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應當說，秦漢以來逐成體係的華夏文化，在魏晉這一“人的覺醒”的大動蕩時代，受到衝擊，並加入了某些新質。在以“禮”為正統觀念的另一麵，又增加了不拘禮法、放蕩不羈的精神因素。“竹林七賢”之風度，曆來是褒貶不一、毀譽參半，而之所以對以後一千多年的封建士人的思想、文學、藝術、心態、性格都有深遠影響，其重要原因也在於它所構成的與禮儀傳統相背反的另一精神側麵。從魏晉人寬衫大袖，袒胸露脯的服飾上我們不難看出“不拘禮法”之風氣，這同樣可以視作當時時代精神的一種投射，但由於各人所達到的精神層麵不同，相近的現象之中又包含有不同的文化內涵。魯迅曾經在研究中國曆史時，歸納出了魏晉士人所以著衣寬大的兩個原因：服藥與飲酒，並對兩種行為做出正確的分析，他清醒地看到，即使在所謂“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的風氣中，也是因人而異，各有不同動機的。比如飲酒，有思想虛無沉湎於酒者，有逃避亂世自我麻醉於酒者，也有純粹耽於享樂貪而無厭者，在“寬衫大衫，大家飲酒，反對禮教，無拘無束”的表麵現象之下還有更為複雜的東西。魯迅在他著名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就深刻地指出：“例如嵇阮作者按：指“竹林七賢”的領袖阮籍與嵇康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
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又何嚐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讀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魯迅的話可算是由表及裏，抓住實質了。由於太相信也就太失望，所以破罐子破摔，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不過，即使一生不改狂放的嵇康，仍然諄諄教誨兒子為人處世要溫良恭謙，隨遇而安，他在寫給兒子的《家誡》中絮絮叨叨，一條一條地告訴兒子要如何做人。比如，當官的人家不可常去，也不可留宿；官人送客時，你切不可尾隨其後，因為恐怕將來當官的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還有一條說，宴席上如果發生了爭吵，你要馬上回避，不要在一旁加以批評，因為爭吵雙方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又不行，一批評了總要得罪人……與現實生活中傲岸不馴的嵇康相比，《家誡》中的嵇康幾乎是判若兩人。以此可以窺視嵇康的內心思想。阮籍也是一樣，當他兒子羨慕七賢之風，表示也想加入時，阮籍卻直截了當地說：“我家已有阮鹹阮籍的侄子加入，夠了，你不必重蹈舊轍了。”隻要再想想阮籍為了逃避與司馬氏聯姻，竟大醉六十天的軼事，就可以理解他的為人了。他正是以“任性”、“癡”、“玄遠”、“酣醉”等外在行為來掩蓋他的“不拘禮法”的實質以及“無路可走”的痛苦。這也就注定了他外在行為與那些耽於感官享受的貴族有著迥然不同的內在實質內容。服飾所蘊含的豐富而複雜的文化信息由此也可見出。
十、藝妓與服飾
倡家女，即歌伎，在這裏，“伎”同“妓”，也就是藝妓了。蕩子，指長期遠遊不歸的人。在中國的傳統道德中，“萬惡淫為首”，但妓卻從西漢的“營妓”開始，在這個禮儀之邦留存了兩千年，而且既有繁盛之時，又有繁盛之地。尤其是那些雖上不了正史，卻也名傳後世的著名藝妓，比如蘇小小、薛濤、馬湘蘭、柳如是、董小宛、陳圓圓、李香君等等，有的藝妓甚至同國家的政治命運都有緊密的關係，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均有所影響。現代作家林語堂在他的《中國人》中闡述了他的獨到見解：妓女在中國的愛情、文學、音樂、政治等方麵的重要性是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的。中國知識婦女的曆史，一部分需要在這些歌伎的身世中去探討。她們比那些家庭婦女更有教養，更獨立，更容易處理男人的社會，事實上，她們是中國古代解放了的女性。她們對高官貴爵的影響經常使她能在某種程度上左右一下政治。話歸正題，我們想探討的是著名藝妓的服飾在中國古代服飾中能占有什麼樣的位置呢？這裏有一個概念首先要明確一下，所謂著名藝妓，是指那些享有名聲，有較高文化教養，藝兒俱佳的妓女。她是有別於普通妓女的，她需要男人的尊重和追求，需要有浪漫的求愛過程。關於藝妓服飾之盛，史料上有些記載：佃夫執政，妓女數十，藝兒冠絕當時，金玉綿繡之飾，宮掖不逮也。《宋書阮佃夫傳》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梁書曹景宗傳》夔性奢豪，後房妓妾曳羅飾金翠者，亦有數百。
《梁書夏侯夔傳》弘襄陽人、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居馬，皆窮一時之絕。《梁書魚弘傳》貴族富豪家內蓄養的藝妓尚且衣著華麗，窮一時之絕，那麼，下交文人名士，上交帝王將相的著名藝妓的服飾裝扮肯定是領導時裝新潮流。《水滸傳》寫了一樁軼事：名妓李師師的住處竟然有一地下通道直達皇宮，皇帝時時可以借此親自駕到，與李師師相會。軼事的可靠程度暫且不論，但帝王與民間名妓相會的事是有的，由此也可看出名妓交際麵之廣，交際的人地位之高。這種特殊的社會地位，也注定了她對社會服飾的影響。由於藝妓難上正史，所有“輿服誌”中即使有平民庶人服飾，也沒有關於藝妓服飾的點滴記錄，更無實物可考，這給我們的研究和探討帶來了困難，使得我們隻能從一些文學作品和野史的衣飾描寫裏窺其一二。首先是詩詞。古代文人及士大夫一談功名，二談風月，召喚藝妓陪詩伴酒是一項經常舉行的娛樂活動，即便是官府場麵上的宴會也不乏這樣的場麵。文人雅士以狎妓為尚，幾乎曆代如此。描寫藝妓的詩詞似乎也成了風流的舉動。比如李白的《江上吟》中就有：“美酒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的詩句。雖然少有專門描寫服飾的詩詞，但從涉及服飾的詩句中也可推斷其華麗的程度與裝扮的精心。不妨引幾首詩詞，並略加討論：新妝巧樣如雙娥，幔裹恒州透額羅。正麵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