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查江南為人文淵藪，入闈士子，多至一萬四、五千人，額設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約需校閱八百餘卷。……乃頭場薦卷未畢，而二、三場試卷陸續送入內簾。……似此校閱情形，定棄取於俄頃之間，判升沉於恍惚之際。盡管康熙五十年（年）曾有“各房官薦卷之外，主考官並將餘卷遍加校閱”的規定，但各主考並未認真執行，常是敷衍了事。凡是同考官未薦之卷，或同考官已薦而主考官未取之卷，均稱為“落卷”。每科“落卷”，主考、同考都必須分別略加評語，說明未取未薦的原因。未被錄取的考生，在發榜後十天內，順天在順天府，各直省在布政使司處領取本人試卷評語閱看。清朝對內外簾官在試卷上用筆顏色也有明確規定，凡會試的知貢舉官及鄉試的監臨官、內外監試、提調、受卷、彌封、外收掌等官用紫筆；同考官、內收掌用藍筆（乾隆間，同考官一度改用紫筆）；謄錄官用朱筆；對讀官用赭黃筆。對讀中有錯誤也用赭黃筆改正；正、副主考官用墨筆。這就是所謂“五色筆”。如果有人亂用筆色，則必受參處。發榜。清初規定各直省鄉試發榜日期，大省於農曆九月五日前，中小省於八月末。後因各省應試考生遠遠超過規定的比例，試卷大量增加，出榜日期迫促，造成“考試官不能細心遍閱，草率錄取，以致遺失佳卷”。
為了使“考試官得以詳閱試卷，不致有遺珠之歎”，康熙五十年，將各直省鄉試發榜日期改為大省九月十五日內，中省九月初十日內，小省九月初五日內。各直省按規定的錄取名額錄取的，稱為“正榜”。除正榜之外。還有副榜。順治二年規定：“直省鄉試卷，有文理優長，限於額數者，取作副榜，與正榜同發。”副榜中額，清初無定數，各直省從名到名不等”。
康熙十一年議準：“直省鄉試，每正榜中額五名，設副榜中額一名”。此後成為定製。副榜雖與正榜同時公布，但是中副榜的士子，不能取得該科舉人的資格，僅稱之為“副貢生”。副貢生雖不算中舉，但從此可以免除歲、科考試，直接參加鄉試。雍正四年雖有“今年各省五經取中副榜之人”與“所中副榜內有兩次中副榜者”，均“準作舉人，一體會試”之諭，這樣的舉人“俱係特典，後不為例。”鄉試發榜多在寅日或辰日，因寅屬虎，辰屬龍，所以人們又稱之為“龍虎榜”。又因發榜時正值桂花盛開，所以也稱鄉試榜為“桂榜”。發榜後，號軍立即飛輿至其所承辦而中式者家中鳴鑼報喜，並有一張狹長之白紙報條，上書“中式某某科鄉試第幾名舉人”。姓名、籍貫、名次，皆以墨筆填寫，此外皆木刻印就。後又送一如短畫之立軸，下垂彩須，上書“捷報貴府老爺××，中式某某省某某科鄉試第幾名舉人，會試聯捷”等語。除了到中式舉人家中報喜外，還接連往其親戚族人等處報喜，這都是為了多索要銀兩而已。放榜的這天上午，即有沿街鳴鑼，叫賣《題名錄》者。這本《題名錄》是把全榜人名、年齡、籍貫都登上，用木刻小字印成。人們常爭相購買。鄉試發榜的第二天，舉行“鹿鳴宴”，宴請內外簾諸考官以及新科舉人。主考、監臨、學政等先行謝恩禮，再由新科舉人謁見主考、監臨、學政及內外簾官。頒給主考、監臨等官金銀花、杯盤、綢緞等物。
發給新科舉人頂帶衣帽等，然後入座開宴，歌《鹿鳴》詩，跳“魁星舞”。乾隆以前，鹿鳴宴擺設豐盛饌肴，以後則隻有清酒一杯，表示個意思而已。清初，對新科舉人，順天府由禮部、各直省由布政司頒給牌坊銀兩。
此後也漸至名存實亡。鄉試中榜的第一名稱為解元（意即地方解送朝廷參加會試的第一名人才）；第二名稱為亞元；第三、四、五名稱為經魁乾隆以前五名統稱“五經魁”；第六名稱為亞魁；其餘稱為文魁。鄉試結束後，還要“刻朱卷”。主考官在闈中將中式者之三場文字擇優發刻，以朱色印之，彙成一卷，名曰“闈墨”，也稱“朱卷”，以聚奎堂為名。若中式舉人之文字沒有被主考官所選，也必須自擇數篇，連同房官、主考官的批語，刊印分送友人。其印色雖不用朱，也稱朱卷。其封麵上另以朱色印“呈政”兩字。其文如為聚奎堂所選刻，則在篇眉上加“圈點悉遵聚奎堂原刻”九小字。在文字之前，要詳細記述本人履曆，先寫本人姓名三個大字，其下則字某某，號某某，誕生年月日，優廩增附等出身及籍貫等。其後，則分上下兩排，上排自始祖考妣以及父母，為直係親屬，詳載其經曆及官爵；妣氏母氏，則詳載其父母兄弟之出身經曆等。若祖父母俱存者，則曰“重慶下”，否則舉其存者。
父母俱存者，則曰“俱慶下”，否則亦舉其存者。父母俱亡者，則曰“永感下”。其後繼以業師，問業師，受知師。包括書院之山長、以前之學政，以及前屆之房師、本屆之監臨等，均可列入。下排則載旁支之族人，自遠房以至從堂，嫡堂，及本身胞兄弟、姑母、妹、侄子、妻黨，均須詳載。最後則附以“族繁不及備載”六字，這是為了誇張其門第套語。這種朱卷前的履曆，有人將全榜之人所刻者彙合而重印之，以分售於各舉人，名曰“同年齒錄”。複試。鄉試發榜後，凡取中的舉人，還要經過一次複試。複試通過之後，方準參加禮部會試。舉人複試始於清順治十五年年，因為順治十四年丁酉科鄉試，順天、江南主考官都因受賄賂，“情弊多端，物議沸騰”。
次年，順治親自複試兩闈舉人，開清代舉人複試之例。經過複試，順天米漢雯等名舉人仍準於參加會試，蘇洪等名文理不通，革去舉人。江南汪溥勳等名，仍準作舉人，史繼佚等人，亦準作舉人，罰停會試兩科，方域等名，文理不通，均革去舉人。有個叫吳鳴珂的人，以三次試卷文理獨優，特許一體參加殿試。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鄉試，順天發榜之後，眾議紛紛，禦史鹿佑指參順天主考取士不公，康熙皇帝命將本科所取舉人，全部集中到內廷進行複試。他親自命題，並指派皇子、重臣、侍衛等嚴加監試，把應試舉子列為四等，三等以上，準子參加會試；四等黜革。至乾隆九年規定，各省鄉試放榜後，乘舉人赴省填寫親供之便，由各省巡撫會同學政，在巡撫衙門出《四書》二題複試，如有文理荒謬或不能完卷者，查實原由，分別處理，如確無情弊者，即給予谘文，赴禮部會試，並將複試卷一並解送禮部，聽候磨勘。乾隆五十二年又將各省中式舉人複試列入科場條例，規定各省鄉試發榜後，立即把中式舉人送京，待皇帝指派大臣進行複試。這個辦法實行後，由於舉子人數眾多，閱卷官若不夠謹慎，也常落佳卷。
例如：雲南舉人謝煥章，年逾六十，甫捷鄉闈，入都會試，其複試之文，理境深奧，閱卷者李某幾不能句讀，以為文理欠通”竟坐褫革。謝固滇中名宿，有及門八人，同上公車，鹹憤不與試。群起揭控，事聞於朝，特派大臣複閱，謝得開複，作為本應罰停會試一科。而開複以後試期，應無庸再議，然謝之文名，由是盛傳日下。謝煥章文章因為理境深奧，閱卷官沒有認真細看，便定之為“文理欠通，而把他褫革。可見集中複試，因人數眾多，時間勿促，閱卷官不能認真評閱，草率從事，故篩選不一定準確。同時，乾隆也發現這樣集中複試有諸多不便，而再思改革。他在五十三年的上諭中指出：
第思各省鄉試中式人數眾多，順天取中各生，尚不難調集複試，若各直省，道裏雲遙，省份甚多，安能簡派如許大員於發榜後行複試。嗣後鄉試榜發後，複試一節著不必行。就在諭旨下達的當年，順天府查奏萬治庭頂名代清的情況，乾隆又令將順天府中式舉人遍行複試。乾隆五十八年再令各省鄉試後普遍自行複試，並規定凡有總督、巡撫的省份，於鄉試發榜後，督、撫共同進行複試，若是隻有巡撫而無總督的省份，派布政使會同提鎮，監臨闈務，巡撫專辦複試。這一年（乾隆五十八年）鄉試後，乾隆在正大光明殿抽樣複查順天等省中式舉人鄧春等人，指派軍機大臣公同閱卷。軍機大臣評閱結果，擬準其會試一卷，罰停一科者二卷，兩科者一卷，三科者二卷，斥革者二卷，報請禦批。
乾隆逐一批閱了人試卷後諭：內廣東舉人鄭綱、溫覲威二卷，詩文疵謬，字畫模糊草率，軍機大臣調驗原卷比對，竟如兩手，其中情弊顯然，但彼時出中原卷，詩文明順，在主司等憑文取士，自與無涉，而監臨關防不嚴，致有代清傳卷等弊，咎無可辭。除三科以上，年份較遠者，免其追究外，在三科以內，見擬罰科；在順天中式者，將該省監臨之巡撫議處；其斥革諸卷，該監臨之咎更重，著交部嚴加議處。乾隆之所以特別重視這個人的複試，並親自對所屬監臨作了處理。其用意是“以示懲儆”，使各省監臨不敢通同作弊。乾隆五十九年又諭旨停止鄉試後複試。至嘉慶四年（年）才恢複複試製度，但這時的複試內容已經簡化了，隻考一文一詩。複試條例也比以前放寬了。（）磨勘試卷。磨勘試卷是清中央政府對各省鄉試進行檢查的一項重要措施。順治二年規定：各直省鄉試填榜之日，外簾官在監臨的嚴格監督下，把中式舉子的朱墨卷逐一查對，若朱卷字號無誤，墨卷文字沒有關節可疑之處，即蓋上印章，連夜派人解送禮部，等候磨勘。各省依路程遠近，分別在九月至十二月以前解送到禮部，“遲延者聽部糾參”。為了防止各省考官在發榜以後私改試卷，順治八年又規定：鄉試發榜的當天，各直省主考、監臨、布政使及知府等官均在場，把中式舉子的朱、墨卷進行包裹，每十卷為一封。各加蓋印章，當日起程解送禮部。解部期限，順天府在放榜的當日，其他各直省依路程遠近分別限製，山東、山西、河南為日，江南、陝西日，江西、浙江、湖南、湖北日，福建日，甘肅、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日。如果違限日，順天府尹及各直省布政使罰俸一月，解送官議處。
順治十六年，更定科場條例，規定“解卷遲延，司府官每十日罰俸兩月”。康熙十五年，又分清解卷遲延的不同原因，分別懲處，如果責任在順天府、直省布政使，則以每遲日罰俸兩月懲處；如果責任在解送人員，則行文該省督、撫，從重懲處。這就保證了各省試卷能如期安全送達禮部，而不至延誤磨勘日期。副榜朱墨卷同解不磨勘。磨勘試卷，順天為一次，各省照解卷日期，先後分作三次，限於年內磨勘完竣。試卷磨勘時，“首嚴弊幸，次檢瑕疵。字句偶疵者貸之。”其目的是為了“弊防竇，正文風”。每份試卷從格式到文體、書寫各個環節，都在磨勘的範圍之內。如發現字句可疑，文體不正，全篇剿襲，朱、墨卷不符，以及策文答非所問等情況，舉人除名。如有不遵傳注，俚言諧語，不避廟號、禦名、聖諱，謄寫用行書、草書，文中引用後代史實和書名，《四書》文過字，剿襲雷同至餘句，三篇全用排偶，詩平仄失調，多韻少韻，策文不滿字，抬頭不合規定，以及論及本朝臣子的人品學問等情況，則罰停會試一科至三科。其主考、同考也要受到處分。順治十六年，更定科場條例，規定凡“磨勘試卷，字句可疑，主考、同考降級罰俸有差，重者革職提問”，凡“文體不正，主考分別罰俸降革，同考官降革提問有差。”如果是“校閱草率，雷同濫惡，雜然並登，及試卷不諳禁例，字句疵蒙謬，題字錯落，真草不全，謄錄錯誤”，則內、外簾官及舉子都要分別受到處罰。例如乾隆四十五年江南鄉試第一名顧問的試卷，經磨勘後，發現頭場《四書》文三篇，純用排偶，八股文又沒有點題。高宗認為這樣明顯違反文體規定，又拔冠榜首，是私通關節的結果。
因此，把顧問交部照例查議。江南正主考錢載、副主考戴均元交部議處。清代磨勘處分最嚴厲的一案，是發生在鹹豐八年（年）戊午科。這一年順天鄉試發榜後，眾議紛紛，禦史孟傳金疏劾主考柏，艸俊取士不公，文宗指派大臣對順天試卷全麵進行複勘。複勘結果，不合格的試卷，竟達份之多。文宗大怒，下令革去柏，艸俊軍機大臣行走及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職，聽候傳訊，命載垣、端華、肅順等人會審。載垣等人查獲了柏，艸俊受家人靳祥的求情，用撤換試卷的辦法，錄取了羅鴻繹的嚴重舞弊案。鹹豐九年，文宗依載垣等人會審定刑，處斬柏，艸俊，同時處斬的還有與此案有關的已革編修浦安，已革舉人羅鴻繹、已革主事李鶴齡。副主考戶部尚書朱鳳標，在柏，艸俊撤換試卷時並未查詢，出場後又未參奏，但文宗從朱鳳標的供詞中分析他對柏，艸俊作案未必知情，隻以失察罪從寬論處，給予革職；另有編修鄒石麟，為已革舉人平齡更換朱卷，處以革職永不敘用。在這次磨勘中，查出試卷必須究辦的舉人餘汝偕等名，以及同考官徐桐”，钅重、王秀、塗覺綱、何福鹹，對讀官鮑應鳴等人，交禮部查照科場條例，分別懲處。
這次大規模嚴懲考官的用意，文宗在事後這樣說：“朕此次執法嚴懲，正為士林維持風氣，爾在廷諸臣，當能默喻朕衷也。”這次科場舞弊案，從其他有關史料記載看，柏，艸俊徇私作弊是事實，至於柏，艸俊等人被處極刑，看來與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有關。據《清史稿柏，艸俊傳》載：“柏，艸俊素持正，自登樞府，與載垣、端華、肅順等不協。”他是蒙古正藍旗人，道光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內閣學士，兼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道光十八年出為盛京工部侍郎，調刑部，兼管奉天府尹。道光二十年，授刑部侍郎，調吏部，又調戶部。道光二十五年充總管內務府大臣。道光二十八年擢左都禦史。道光三十年遷兵部尚書，授內大臣，不久又調吏部，管理三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鹹豐三年，罷內務府大臣，降授左副都禦史。鹹豐五年，擢熱河都統。翌年，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尋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鹹豐八年，典順天府鄉試，拜文淵閣大學士。柏曆仕兩朝，官運亨通。這樣一個朝廷顯貴，會那麼輕易地死在一次科場舞弊案上這不僅是文宗為“維持士林風氣”所采取的一種嚴懲措施，而主要是載垣等人借科場案之機，誇大其詞，從而假文宗之手而殺掉自己的政敵。顯而易見，同案的編修鄒石麟，也為舉人平齡更換朱卷，則隻受到“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而已。實際上，鹹豐年間，磨勘的條例已經逐漸放寬了，有時隻虛應故事而已，而文宗倒對柏，艸俊等人處理如此嚴厲，其真正原因正如《清史稿選舉三》所說的：‘曆科考官舉子因是譴黜者不乏其人，而藉端報複者，益亦有之”。清代初年，磨勘官由禮部和禮科的官員擔任，一般是在鄉試發榜前由禮部請旨派出。康熙四十一年（年）壬午科始，改由皇帝直接指派大臣專司其事。由於各省舉人定額不斷增廣，試卷日漸增多，於是又令九卿會同磨勘。六部官員雖然也參加其事，但因職事繁多，往往有名無實。乾隆初年，又改任都察院科、道五品以上、科甲出身的官員以及翰林院、詹事府官員集中朝房，共同磨勘。以後又增加編修、檢討，並將磨勘官定額為人。至同治十三年（年），增加到人。以前，磨勘試卷不必在卷麵上署名，也沒有對磨勘官製訂獎懲條例，因此，參加磨勘的官員往往“托名寬厚，不欲窮究”。乾隆二十一年年才規定，自下科始，磨勘官必須在卷麵上署上自己的銜名。為了檢查磨勘官是否認真負責，乾隆二十五年再增派大臣，對磨勘過的卷子進行複勘，又作出對磨勘官議敘、議處的規定。此後磨勘官才認真負責，不敢因循敷衍。從此各省舉子的試卷，在磨勘中被查處者，往往有之，考官因此被議處者，也不乏其人。如秦惠田、觀保、錢汝誠便是，此後，諸磨勘官才慎重從事，一變因循敷衍之習。但自鹹豐、同治以後，隨著複試製度的放寬，磨勘製度也有所簡化，尤其是同治年間—年，被罰停科的舉人，還準予以銀兩捐免，磨勘試卷實際上是有名無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