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階段，自一九七八年始，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恢複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製度的時期，其開端是一九七八年憲法取代一九七五年憲法。林彪、“四人幫”兩個一度掌握重要權力的集團被逐出政治舞台，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及其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促進政治製度的建設出現新的局麵，根據鄧小平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思想，政治體製改革構成中國改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體製改革和其他各項改革的發展而持續地向前推進。這一時期，政治製度發生過兩次重大變化。一次是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製訂新憲法，取代了一九七五年的“文革”憲法。這部憲法糾正了許多極左的東西，但並沒有完全從“文革”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從形式上看，該時期中央一級政權，除沿襲一九七五年憲法的做法，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以及由國家主席領導的國防會議、最高國務會議以外，大體上恢複了一九五四年憲法規定的結構。地方各級政權，除保留一九七五年憲法規定、以“革命委員會”為地方行政機關外，基本恢複到一九五四年的體製。所以說這一次變化帶有濃重的撥亂反正的色彩，是一次不太徹底的撥亂反正，改革和發展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另一次重大變化發生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對一九七八年憲法做重大修改。這次修憲，比較徹底地剔除了“文化大革命”給政治製度留下的影響，體現了“文革”後對從前政治製度弊端的反思，邁出了政治體製改革的第一步。比如，國家的重要領導職位（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實行限任兩屆，打破過去實際上存在的終身製；縣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常務委員會作為人代會的常設機構在人代會閉會後行使其部分職權，以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將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直接選舉擴大到縣級，這些重要的政治體製改革措施，都是一九八二年憲法確定的。一九八二年以後，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一九八八年四月）和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一九九九年三月）又對憲法做過修改。這些修改是局部的，基本是應經濟體製改革的發展而對憲法中原來與其不相適應的部分做調整。總體來說，上述修改，以及近二十年來進行的政治體製改革，如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行政機構改革，建立公務員製度，農村村委會的選舉，等等，都是在一九八二年憲法確立的政治製度框架以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五十年，政治製度的沿革是一個“馬鞍形”。起點是好的，但在實踐中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出了偏差。“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極端，是馬鞍形的最低點。“文革”結束後實行改革開放，重新走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道路。
什麼是民主
我們在前麵說過保護一個社會的安全，維持治安，修公路，收稅，這些都是“公共事務”。政治製度就是管理公共事務的辦法。人是萬物之靈。在不同曆史階段，在不同國度，人類想出來管理公共事務的辦法可以說是豐富多彩。拿收稅作為例子來說。如果一個社會向人們收多少稅是由一個或者一群統治者說了算，這就叫“專製製度”，這種製度在各個國家早期都實行過。如果說有一個國王，把一群封臣招來，大家協商，你交多少，我交多少，這叫“封建製度”。這在中世紀的歐洲是很有代表性的製度。中國的曆史學家把中國社會長達幾千年的一段也稱“封建社會”，是受了西方學術的影響。中國曆史上雖然也有“分封”，但跟西歐的封建製度大相徑庭。所以西歐的封建製發展到西方的民主，而中國的“封建社會”卻沒有。
如果說收多少稅由交稅的人自己來決定，那就是民主製了。假如每次收稅之前都由交稅的人一起開個會，大家舉手表決（或者往碗裏扔豆子表示意見），這就是直接民主。如果大家覺得人太多，每次都開會不方便，所以選舉張三、李四作為自己的代表，讓這些代表去開會，他們決定交多少稅，大家就交多少。這就是間接民主製。
曆史上最早選擇民主製度管理公共事務而現代還有較清晰文字記載的，是大約兩千五百年前古代希臘的雅典城。在這個小小的城邦國家，國家機關由四個大的部門組成。首先是民眾大會。這是雅典城的最高權力機構。任何成年的男性公民，都有權出席民眾大會，並在會上提案、發言、表決。民眾大會對城邦的所有事務均有管轄權，它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做出的決議具有法律效力。民眾大會以下是五百人議會。五百人議會相當於常設的立法機關。它要為民眾大會準備法律草案，並且在民眾大會不開會的時候監督其他各機關的工作情況。十將軍會和執政官是雅典的行政部門。前者側重於指揮軍事行動，後者負責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將軍和執政官都是由選舉產生的。執政官是先選舉候選人，再用抽簽的辦法在所有候選人中選出四分之一任職。陪審法院是司法機關。因為每個部落都要選舉較多數量的人參加法院，它的總人數多達六千人。上述職位都是限任的，任期均為一年。
後人所用的“民主”（democracy，音譯“德謨克拉西”）這個詞，就是從希臘文來的。它就是對上麵所說情形的描述。民主這個詞的前一半“德謨”，指的是古代希臘的部落，大致上相當於“人民”的意思；後一半“克拉西”的意義是“權力”，合起來就是“人民權力”，跟我們現在說的“人民當家作主”意思大體上是一樣的。
雅典的民主經常受到曆史學家讚揚。不過隨著真正意義上國家的出現，這種民主就遇到了危機。為什麼？因為據考證，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總共四萬餘人，這麼多人在一起開會，已經十分勉強。後來的國家，人口遠在四萬以上。如果信守雅典民主的規則，那麼就是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的說法，民主隻能夠在聽得清一個人演講的範圍內實行。所以從英國“光榮革命”開始進而席卷西半球的資產階級革命，尋找到另一種形式的民主。即代議製民主。
在中世紀西歐，王權式微，教會卻模仿羅馬帝國的體製，劃分教區，設立教皇、紅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形成等級分明，體係嚴密的組織，在社會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上一級教會召開會議時，下級教會人員通常不能全體而是推舉代表出席。這一作法給處境維艱的國王以啟發。當時國王的稅收來自各封臣。教會對賦稅征收也有重大影響。當國王感到需要更多錢而不得不增加稅收的時候，他就讓各個封臣和主教們分別推舉代表，請他們的代表來開會商量。這樣就產生了等級會議。在英國稱為“禦前會議”。後來城市興起，國王為從富庶的市民階層（我們常稱其為“新興資產階級”）得到更多賦稅，就讓城市市民也推舉代表參加會議。於是過去由貴族和僧侶參加的等級會議現在變成了三級會議。在英國這個過程最為典型。一二九五年的會議第一次包括了三個等級的代表，史稱“模範國會”。後來，貴族的上層與僧侶共同開會，貴族的下層與平民一起開會，形成了現在人們看到的兩院製。在這裏，“代議”是關鍵的概念。正是代議的概念，即通過選舉他人代表自己討論和決定事務，使得多數人的事情可以由少數人來管理，而多數人仍然保有自己的權利。這樣，民主所要求的“多數統治”無需成千上萬公民都到國會參加討論和表決，從而成為一件在現代社會中現實可行的事情。“代議製”的形成還得益於羅馬法的“授權”觀念，即權利的所有者可以將自己的權利授予他人，委托其代表自己行使。由此可見，政治製度的創造從各個方麵、各個時代汲取著人類的智慧。
民主要求人們信守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用我們習慣的語言來表達，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林肯給民主下過一個很有名的定義，叫做“民有，民治，民享”。這跟“人民當家作主”沒什麼區別。民主製度在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國度中，卻有很大差別。有英國美國的民主，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民主”，也有中國的民主，即“社會主義民主”，還有伊斯蘭民主等等，不一而足。這裏說的民主，指的就是某種具體的民主製度，或者說民主的形式。應該說，從兩千多年前雅典的民主直到今天，還沒有哪一種民主製度盡善盡美地實現了上麵所說的原則。各國人民都按自己對民義的評價，對民主的理解，在建設本國的民主製度。我們今天說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特色，就是跟其他民主製度、主要是跟當代資本主義民主製度的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