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古代總稱為“冠”。《楚辭?漁父》篇，就有“新沐者必彈冠”的記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說：“古以尺布頭為巾：後世以紗、羅、布、葛縫合，方者為巾，圓者為帽，加以漆製曰冠。”和輿服一樣，要以人物地位高低分等。官的大小，冠上的頂子就有紅、藍、白的區分：大總統帽上的明珠，慈禧太後鳳冠上的寶石，價值連城，別人不得越禮。冠有冕、襆、巾幘、弁之分；冕適用於帝王、諸侯、卿大夫；襆頭，據《朱子語錄》雲：“唐人襆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軟遂斫木作山子，起於魚朝恩。”北周武帝用漆紗製之；至唐又有紗帽製之。“巾”，《後漢書》說：“單衣幅巾”。是紮在頭上的織物幘巾。《晉書》“輿服製”載：“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弁”是皮革製成的帽子。《周禮司服》雲：“凡甸冠弁服，謂冠而如弁也。”孫詒讓的《周禮正義》謂立冠而加弁，故稱冠弁，即孟子說的“皮冠”。還有古代婦女戴的“冠子”。
帽子與世俗禮儀有密切的關係。《論語》說，“羔裘雲冠，不以吊”，這是規矩。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帽子為人增添了不少威嚴；成語有“衣冠楚楚，儀表堂堂”：“冠冕堂皇”，如果你衣冠不整，就要為人所不齒。做官的戴帽，美其名曰“升冠”，音同升官，討個吉利的口彩。在中國古代，貴族子弟二十而冠，表示成年，要舉行隆重的冠禮。帽子戴在人的頭上，是人尊嚴的表率。《史記》說：“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予首：履雖新，必關於足。”公元前480年，子路與人鬥，冠墜，曰匪禮也，取冠，乃為敵所醢。為了帽子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古人可有點“傻”？《漢書?酈食其傳》說：“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這是對讀書人的蔑視和惡作劇。但現代人，親友路途邂逅，互相脫帽鞠躬，則是表示虔誠的敬意。帽子也象征和代表職位，辭職不幹，稱“掛冠”而去，即現今所謂“摜紗帽”也。
在人類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借帽子來抒發感情。宋朝嶽飛的《滿江紅》詞中的“怒發衝冠，憑欄處”，顯示了武穆公對國事坎坷的悲憤，吐露了胸懷壯烈，凜然正氣的愛國熱情。魯迅先生在贈柳亞子的《自嘲》詩中的“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描繪了在反動派殘酷的迫害下，先生處境險惡，還是采取了毫不妥協的戰鬥姿態。蘇洵《管仲論》中說的“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小人得意忘形的神態，躍然紙上。 帽子也成為現代生活中某種事物借假的名稱，如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在股票上漲時乘機買空賣空，稱為“搶帽子”。對人批評無限上綱，稱為“亂扣帽子”。幫會切口，流氓在電車窗口搶乘客帽子，稱為“拋頂宮”……冠在人們最高處，故競賽第一名也稱“冠軍”。如《漢書》中說“高祖開基，肖曹為冠”；“楚宋義伐秦，號稱冠軍”；霍去病破匈奴，封“冠軍侯”；南北朝有冠軍將軍；唐置冠軍大將軍等等。
【唐代婦女的“時世妝”】
“婦容”是古代婦女四德之一。婦女的儀容除了天生的美醜外，合宜妝扮可使姿色更美。中國女子大約自殷周以來，即開始使用脂粉黛澤來妝飾自己。唐時婦女的妝扮，在中國曆代婦女的妝飾中，可謂首屈一指，具有明顯的特色，而且也是唐代文化的一部分，當時婦女的妝飾，莫不求新求變，這一方麵表現出其時生活富裕，經濟繁榮，她們才有餘力去講究妝扮，一方麵也可由妝扮的流行中，反映出社會風氣及民族心理狀態，這一點在受外界影響所產生的“時世妝”中尤其顯著。 唐代曾有三次“時世妝”的流行，前後兩次都與胡風有關，所謂的“時世妝”，就是這一時代流行的新潮妝飾。 第一次時世妝的流行，在玄宗天寶末年，特色是小頭鞋屐，窄衣裳，細長眉。白居易描寫的“臉似芙蓉胸似工”的十六歲妙齡女子，在玄宗天寶末年選入宮中承恩，但其美貌卻招來楊貴妃的妒嫉，因此被送到上陽冷宮，在囚禁了四、五十年後，婦女的裝飾早已改變了，而她仍是“小頭鞋屐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詩中的窄衣裳，即是受胡化影響的產品。 德宗貞元末年，社會上又流行另一種妝束，它的特色是短眉、寬妝束。詩人元稹寫道：“近世婦女暈淡眉目，綰約頭發，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白居易詩亦雲：“風流薄梳洗，時世寬妝束。”凡此皆可見貞元末年時世妝尚短眉寬衣的特色。
若以審美的觀點而言，短眉的妝扮遠遜於長眉，因此它的流行時間與空間並不長遠，憲宗初年婦女又轉為畫長眉了；但由於反胡心理，因此衣裳仍尚寬鬆稍稍透露出複古的氣息。 貞元末年的時世妝還有另一特色——啼眉妝。“啼眉妝”或許是細而曲折的愁眉，是經過特殊化妝而成的悲戚哭啼狀，也就是白居易所說的“妝成盡似含悲啼”。這種妝飾興起於長安京城，逐漸風行於四方偏遠的地區。本來婦女的裝扮應當注重美感，而此時的婦女隻為爭時髦流行而做奇異的妝扮，不但有失其本來麵目，同時也給人的一種不愉快、不健康的感覺。
到了憲宗元和年間，婦女的妝束又更加詭異了。白居易“時世妝”雲：“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腮不施朱麵無粉，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著八字低，妍NFEAE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發垂鬢椎髻樣、斜紅不暈赭麵狀。”臉上不施朱粉，眉毛畫像含悲而啼的“八”字形，嘴唇上塗的是一層烏黑的唇膏，頭發全梳向上，束成兩個圓髻而不插以任何發飾，兩腮則斜抹著赭色的顏料，而且並沒有由濃到淡的暈化開來，就是那麼兩片子，這與一般正常的化妝，是以白粉施麵、胭脂塗兩頰的方法完全不同。可見這是一種反常的現象，不但不能美化容顏，反而使人更醜。 白居易“時世妝”是新樂府組詩中的作品，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儆風俗”，應該說，借鑒外來文化以提高本民族的素質是一種好的表現，模仿也是人類的天性，但任何妝束，總要以能夠給人美感，喚起人們樂觀向上的情操，表現自己民族特點為前提，而不應全盤照搬外來妝飾，以致反美為醜。因此，我們從唐代“時世妝”的流傳應得到某種教益。
【唐宋“紙衣”小議】
據史書記載，唐宋時常有人穿“紙衣”。如唐“安史之亂”後，河南赤地，無衣遮羞的人民“以紙為衣”。今人望文生意，以為大凡紙衣，即是用紙做的衣服，而且隻有窮苦人家才穿。其實當區別而論，有一種紙衣是絲絮片所製。 與紙衣並行於世的還有紙帳和紙被，使用者有“常衣紙為衣”的山居之民（《文房四譜?紙譜》）。有的地方官也曾“督諸郡多造紙襖為衣”給百姓（《澠水燕談錄》卷九）。但士大夫乃至帝王也使用這類物品。如五代後周柴榮曾說過：“我死，當衣紙為衣”（《通鑒》卷二九一）；宋太宗時知州蔣元振“縫紙為衣”自用（《長編》卷三十一）。據說穿上紙衣“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文房四譜?紙譜》），異常溫暖。紙被、紙帳還被士大夫們用作禮物饋贈，南宋時有人將“朱文紙被”送給陸遊，陸遊賦詩讚曰“紙被圍身度雪天，百年狐腋暖於棉”。（《文房四譜?紙譜》）辛稼軒有“紙帳梅花歸夢覺”的詩句；文天祥也有“紙帳白如雪”的描寫，看來他們都用過紙帳。還有僧道，在《太平廣記?神仙記》中常有唐代禪師“衣紙衣”的記載。另外紙衣還用為士兵的鎧甲，史書常有“裝紙為鎧”的記載。製鎧甲需用“極柔之紙，加工槌軟，桑厚三寸，方寸四釘，釘成片甲”，這種紙甲堅如牛皮，“如遇水浸濕，銳箭難透”（《湧幢小品》）。王安石說邊防士卒常“衣紙而擐甲”（《長編》卷二二二），軍裝甲紙做，其甲可能也是紙製。“代庖阿楮名尤重，製甲防邊職未閑”（《雪岩吟草?楮先生》）中的“阿楮”也是指代紙做的鎧甲。
山居之民穿紙衣，主要不是因為貧窮，而是與他們不善織衽和直接取用自然之物的生活習慣有關。他們養蠶，但不用蠶來製繭繅絲，而是把將要成繭吐絲的蠶放在平板上讓蠶吐的絲成不了卷，一層層一縷縷地散亂地鋪在平板上，幹後自然成為均勻的絲絮片，當地人稱為“自成被”，這就是所謂紙衣、紙被的“紙”。河南山區此習頗盛，景佑時靈河縣民黃慶甲此法做成長二丈五尺、寬四尺的自成被（《蠶事通記》）。也有的是無意為之，開寶時封丘縣程鐸“發蠶簇，有繭聯屬自成被”（“宋史?五行誌》下）。更多的是野蠶自生自化繭，在野外將絲絮連成片，《宋史》有“野蠶成被”、“野蠶被於野”的記載。長期用此做紙衣、紙被的地區，縫製技術很高，“造紙衣段可大如門闔許”（《文房四譜?紙譜》）。前述陸遊用的紙被繪有“朱文”彩工，辛稼軒用的紙帳也繪有梅花。士大夫和僧道們用紙衣、紙被、紙帳，顯然不是因為他們貧窮，而是由於唐、宋時這是常用物品，而且從用作饋贈禮品看也顯然不是低賤之物。紙被在當時還是商品，“初寒無衾，買紙被以紓急”。（《章樂稿 》卷四）這種物品還傳到外國，如日本人即做紙衣，稱為寒衣、防寒紙（吉井源：《日本製紙論》）。 之所以將這種絮片稱為“紙”，是因為在現在所指的紙產生之前，確曾把這種絲絮片也叫做“紙”，紙字以“係”即其證。《說文》段注說：“造紙目方於漂絮，其初絲絮為之。”即把繅絲時剩下的繭衣和廢絲等煮沸後漂洗，然後均勻鋪平，晾曬在竹簾上，然後成絲絮薄片，即最初的“紙”。東漢以後仿照此法用破舊麻布之類製出光滑而脆弱的薄片，仍稱為”紙”；宋代用麻、竹、桑皮、麥莖、稻杆以及楮木等為原料製成的此類薄片也稱作“紙”，這都是現代意義上的紙。但更古老的絲絮片仍舊稱作“紙”，從而使人們對紙衣、紙被、紙帳的含義產生了誤解。 由此可知，上述的紙衣的“紙”就是絲絮片。這種絲絮片可薄可厚，柔軟光滑、韌性很強。紙被所用絲絮片厚重，類似氈毯；紙衣所用輕薄，但比絹帛厚實，屬夾衣之類、這類絲絮片雖然比不上絹帛高貴，但起碼不比麻布低下，特別在禦寒方麵，無論是麻布或絹帛都不可比擬。
【紙糊的朝服】
清代皇帝上早朝的時候，都是在五更天。盡管皇帝在後宮生活糜爛，可是仍要裝模作樣地上早朝，以示勤於國政。 皇帝上朝，文武百官都要跪迎，並三拜九叩首。官大的跪在前麵，官小的跪在後麵遠處。官小的收入少，怕磨損朝服，而做朝服又負擔太重，因而想出個辦法，用高麗紙糊一件朝服，再用顏色畫上圖案，在天朦朦亮的時候，從遠處望去，也就和真的相似。早朝已畢，退入兩旁朝房趕緊脫掉，以備再用。 不過那種紙做的朝服隻是前襟和後襟而已，沒有袖子。這樣穿脫折疊都方便。朝服上最貴的部分是“補子”，補子就是胸前的一塊方形的刺繡。補子上的圖案複雜，繡工精細，繡一塊要很多錢，而畫一塊就省錢多了。補子上的圖案因官銜的大小而有區別，因而也是官銜的一種標誌。龍鳳圖案是皇帝、皇後專用的；其他官員隻能用麒麟、虎、鹿、仙鶴等圖案。小官的真正朝服也不是不用，在他們私人的重要社交場合，或嚇唬老百姓，例如升堂問案時才穿用。
【吉服與凶服】
趨吉避凶是人類的普遍心理。過節、生辰、結婚是吉事。災荒、兵敗、死亡為凶事。我國人民十分講究吉事穿吉服，凶事穿凶服。服飾文化不僅與物質生活有關，也與精神生活有密切關係。 穿吉服的情況很多，大致有以下三種。一是節日穿吉服。中國人過傳統節日 ，在經濟條件許可的範圍內，都盡量穿得好些。如一年一度的新春佳節，一般都衣著鮮麗、華美，呈現出節日氣氛；正月十五也是大節，著新衣的更多，就連貧民，也都穿上潔淨的服裝。二是生日穿吉衣。中國古代特別重視小兒的周歲，青年的冠禮、笄禮，老人的逢十生辰。小兒滿周歲，要為其洗澡、添製新衣；青年人冠禮、笄禮，要換一套成人新衣；老人大壽，更是穿著講究了。
《紅樓夢》中賈母八十大壽之日，衣著全新，迎接前來祝壽的親朋好友、達官貴人，且按前來祝壽之人地位不同，著不同服飾迎接。其三為新婚著吉衣。新郎、新娘在服飾上都特別講究。漢以前，新郎戴一頂黑中帶紅的禮冠，黑色上衣，鑲黑邊的大紅色下裳；新娘則頭戴假發編的首飾，上下身穿一襲鑲著大紅邊的深青色絲織衣裳。明時，朝廷正式規定庶民可以用九品命服為結婚吉服，故此後新婚男子被稱為“新郎官”，鳳冠霞帔則成為新娘的通服。在封建社會中，貧富等級不同，婚禮的吉服也有差距。富者嫁女，花冠價高者可達數十萬錢，貧者則僅以銅釵為新婚首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吉服華麗鮮潔，凶服則用縞素，即白色的衣服。古代把大病疫、大饑荒、大災害視為凶事，逢此，天子及大臣都要穿白色的衣服。最大的凶事為死亡。遇到喪事，有關的人按與死者關係的遠近，服不同的喪服。喪服從重到輕，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等五種，合稱五服。最重的喪服為斬衰，比如兒子和沒有出嫁的女兒死了父親或母親，就要服斬衰。所謂斬衰，是用最粗的生麻布製成的喪服，斷處外露，不緝邊，著穿三年。最輕的喪服為緦麻，用最細的熟麻布做成。喪禮服製中，由粗生麻布到最細熟麻布的五個等級差別，標誌著直係血緣關係與旁係血緣關係、親與疏的差別。喪事期間，一定要服喪服，違反禮製，就要受到懲罰。五服之外，古代還有一種輕度的服喪方式，叫“袒免”，主要發生於朋友之間。友人亡故，如果親自前去吊喪，在靈堂吊唁或殯葬時，也要披麻。若在異地，“袒免”便可，即袒露左臂，去掉冠。近代以來，喪服製度大有改變。現今在告別死者時，左胸別有小白花，臂圍一黑紗，婦女則於發際間插一朵小白花等。這些象征性的致哀方式，較之古代喪服，大大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