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興於唐，盛於宋，元代以後更開始向西方擴展、傳播，作為一種文化習俗，大有席卷全球之勢；第四，飲食與文學藝術的關係更顯密切。許多文人騷客常常以食為題，或吟詩作畫，或比興歌賦，或直抒胸臆，或隱喻暗示，留下了許多傳世佳作。(5)宋元明清時期：這是隋唐時期我國飲食文化發展高峰的繼續。這一時期我國的四大菜係（蘇係、粵係、川係、魯係）不僅已經形成，而且作為成熟的標誌，各大菜係都已具有各自的定式，構成了以四大風味流派為主體的中國菜。特別是宋代以後，中國各大城市逐漸出現了四大菜係的飯館，各大菜係之間既互為借鑒，相互影響，同時也都根據各自不同的氣候、物產和曆史地位等條件突出體現各自的特色和長處，並由此進而衍生出了許多新的菜係，以致有今日八大菜係、十大菜係之分。自宋代起，我國的餐飲市場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當時的東京汴梁，酒樓、食店、飯館、茶肆林立，食擔、食攤比比皆是。茶樓飯館的興盛為各大菜係提供了爭奇獻異、各顯風采的極佳場所，而食擔食攤的增多則成為各類小吃、地方食品交流、傳播的理想方式。另一方麵，此時的飲食供應打破了日夜界限，市麵上還出現了包辦筵席的“四司六局”，形成了一個繁盛的餐飲行業，出現了曆史上空前的繁榮景象。我國元代飲食文化的主要成就當首推蒙古人忽思慧所著的《飲膳正要》，它反映的雖是蒙古族王室的宮廷飲饌，卻較為集中地體現了當時宮廷菜肴和少數民族菜點的新發展。特別是它較為全麵地介紹了我國古代療效食品、食物療法及營養養生的方法，並總結了這方麵的寶貴經驗，是研究中國古代醫學和食品學及少數民族飲食史的重要著作。
明清時代，中國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末期，這時關於曆代飲食方麵總結、歸納、研究的著作開始大量出現。如明代高濂所著的《飲饌服食箋》、清代李化楠所撰《醒園錄》、顧仲所著《養小錄》、袁枚所著《隨園食單》，以及《閑情偶寄》、《調鼎集》等等。特別是《隨園食單》堪稱我國封建社會飲食文化中一部集曆代精華之大成的專著，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清王朝統治中國之後，滿族的飲食習俗漸漸與漢族的飲食傳統相融合，並在滿族餑餑席和漢族菜肴的基礎上產生了“滿漢全席”這樣一種大型筵宴，其菜肴品種之多，製作工藝之精細，一應器具之精細，達到了當時烹調技藝的高峰。清代是中國古代烹飪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清代的宮廷禦膳也達到了曆代封建王朝的高峰，這一方麵固然反映了封建王朝的窮奢極欲、揮霍無度，但另一方麵也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總之，中國飲食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其根基深厚，曆史悠久，內容豐富，成就斐然，它是中華民族曆史文明的產生，也是我國人民對世界文化的又一傑出貢獻。〖HT5”SS〗【古代飲食文化的象征】
1992年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首屆中國飲食文化國際研討會”時，在主席台中央懸掛著一隻圓形三足的食鼎為“會徽”，曾引起了到會600多位國內外學者和專家的極大興趣，並將它視為中國之寶。 鼎是我國最早的食具之一。商周時代是鼎的全盛時期，有炊具、酒具、容器等各種不同形狀的鼎。而大鼎主要用於煮肉，“烹肉於鼎”。據《說文》記載，“鼎”這個器物乃是調和五味寶器也。在周代還以鼎製成為“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周禮》規定，遇節設宴時，天子九鼎，卿大夫七鼎，大夫五鼎，士大夫三鼎，鼎便成為等級的標誌。每當宴飲和祭祀，王公貴族都按等級依次擺出不同數目的鼎，將整隻或肢解的豬、羊、牛投入鼎內，調以佐料，用柴煮熟，就是古時所謂“列鼎而食”、“鍾鳴鼎食”、“食前方丈羅致珍饈，陳簣八簋，味列九鼎”之說的由來。用鼎作為食具和烹器從夏代開始一直延用至漢代。漢代時雖然仍然鑄鼎，但由於鐵鍋等輕便易熟的烹器出現，鼎才不再作飲食之用。但鼎在我國古代的烹飪曆史發展中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1991年7月開“首屆中國飲食文化國際研討會”時，為了體現中國飲食文化曆史悠久的特征，曾征求了許多式樣的“會徽”，中國食品工業研究所王豪美術師設計了以中國古老的“鼎”為會徽。大會組織委員會認為“鼎”是中國古老的烹器，它曾經促進了中國古代烹飪技術的發展，以它為“會徽”寓意雋永，於是就確定了以“鼎”為這次國際盛行的“會徽”。出席會議的許多中外學者和專家一看這個“會徽”，就知道鼎是幾千年前中國最早的烹器與食具，是中國飲食文化曆史悠久的象征。大會還特地製作了以“鼎”為中心的一隻大型的圓瓷盆，作為一份寶貴的禮物贈送給每位代表。許多代表都激動地說：“中國的鼎在世界上可謂舉世無雙。”
【古代飲食科學】
早在西周初年，在“重食”的氛圍下，周人講究飲食蔚然成風，並且開始摸索如何科學地飲食。為了保證君王和貴族吃的科學，周代為此設立了專門的食醫，居於各種醫師之首。所謂食醫，即是掌管調配食味和飲食衛生的專職醫生，類似現代的營養師。《周禮?天官》記載食醫的工作職責是掌管著君王及貴族的穀物、肉類、飲料及百餘種美味食品和醬菜等等。食醫掌握這眾多飲食的調配，並不是單純的配餐，而是從保健的角度出發，掌握好食物的滋味與溫涼，以及四季的調味和飯菜的搭配。 《禮記?內則》記載：飯要像春天那樣溫，羹要像夏天那樣熱，醬要像秋天那樣涼，飲要像冬天那樣冷。調味，春天宜多吃酸味，夏天宜多吃苦味，秋天宜多吃辣味，冬天宜多吃鹹味，然後再加以飴蜜等甜物，調以米粉和菜。飯菜最適宜的調配方法是：牛肉配粳米，羊肉配黍米，豬肉配粟米，狗肉配粱米，雁肉配麥飯，魚配菰米。這些規則對後世影響頗大，後代許多烹調著作在談到調味時都重複了這一觀點。 中醫曆來認為，人與自然界息息相關，所以在飲食上也有據季節變化而變化飲食的理論。現代營養學雖然沒有嚴格地按照四季來選擇五味的主張，但還是認為五味應注意搭配，五味調配得當，就可以健身益壽。因為這五味都是人體中不可缺少的五種物質。
《周禮?天官》中的疾醫，就主張用“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瘍醫則主張“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這為後世藥物醫療和營養調理的中醫學治病理論的創立奠定了基石。隻有飲食養生，才能增進人體健康。 我國古代“飲食養生”，論述頗多，其中較有價值的歸納起來，主要有： 1．飲食有節。飲食是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但要使飲食對人體有益，增進健康，必須講究飲食有節。《管子》雲：“……飲食節……則身利而壽命益；……飲食不節……則形累而壽命損。”《文子》雲：“量腹而食。”《黃帝內經》在《素問?五常政大論》中雲：“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這些都闡明飲食有節（即做到飲食的定時、定量），對人體健康是大有裨益的，對於最好的食物“穀肉果菜”之類，也不能大吃大喝，過量食之。 到了唐代以後，醫家、養生家對“飲食有節”的研究向縱深發展。如唐代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雲：“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飽食過多，則結積聚；渴飲過多，則成痰癖。”《養生避忌》亦雲：“善養生者，先饑而食，食勿令飽；先渴而飲，飲勿令過。食欲數而少，不欲頓而多。”《馮氏?錦囊秘錄》也說：“調食之法，寧少毋食多，寧饑毋食飽，寧近毋食遠，寧熱毋食冷，寧零毋食頓，寧軟毋食硬。”
2．調和五味。古代強調要注意調和五味。《黃帝內經》中《素問?生氣通天論》雲：“調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骨氣以精，調道如法，長有天命。”《金匱要略》雲：“凡飲食滋味以養於身，食之有妨，反之有害……所食之味，有與病相宜，有與身為害，若得宜，則益體。” 因此，飲食五味調和，必須注重飲食五味之調養法，達到五味適中，切忌偏亢。 古代醫家，還告誡人們患有不同疾病之人，飲食五味之調養法。《金匱要略》雲：“肝病禁辛，心病禁甘，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鹹”。 3．講究食譜。古代醫家、養生家強調食品有溫熱寒涼四性：溫、熱性食品有麥、酒、羊肉、狗肉、生薑、大蔥、大蒜、韭菜、芥子、胡蘿卜、胡椒、龍眼、荔枝、大棗、桃子、烏梅等。 寒，涼性食品有養麥、綠豆、豆腐、豆豉、豆漿、鴨、蟹、鴨蛋、海參、海藻、芹菜、菠菜、茄子、苦瓜、慈菇、梨、廣柑、百合等。 平性（溫性與涼性之間）食品有糯米、粳米、黃豆、豬肉、兔肉、鯉魚、烏賊、南瓜、葫蘆、蘑菇、番茄、蓮米、藕、枇杷、蘋果等。因此，不同體質的人，應以食物的偏性，選擇食物，安排好食譜來調節人體內部的平衡，才能增進人體健康。如陽虛之人，應多吃溫性食品，不宜吃寒性食品；陰虛之人，應多吃寒性食物，不宜吃溫性食品。 人在病時，更應講究食譜，凡患熱性病症者，需忌辛辣煎炸；凡患虛寒病症者，需忌生冷瓜果；患濕熱症、脾胃病症者，則當少吃脂肪油膩等。凡此種種，若不注意，則會使病情加重。
【原始人類的飲食】
原始人類的飲食是怎樣的？據考古學家發現，在距今250萬年的元謀竹棚地區遺址和距今70—60萬年的北京人遺址中，都有原始人群使用自然火的痕跡。元謀人近址的地層裏、炭屑分布厚度約3米，北京人遺址的炭屑灰燼有6米。這些灰燼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夾雜的燒骨和動物化石。據分析，元謀人遺址共生的動物化石有40多種，北京人遺址共生的動物化石有90多種。由此不難想見，在掌握了用火之後，處於舊石器時代前期和中期的先祖們已經會燒烤采集到的植物和捕獲到的猛禽走獸了，從而極大改變了他們的智力和體質。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史前人類的生存能力進一步提高。不僅學會了製造石矛、弓箭之類的工具，還掌握了人工取火，所捕殺和烤吃的野物更多了。北京山頂洞人（約18000年前）的遺物表明，當時人們所捕殺和烤吃的野物已有野牛、羚羊、野豬、刺蝟、狐狸等。廣東陽春縣獨石籽洞穴遺址下層（約16000年前）的出土遺物表明，當時這裏的人們已能獵取犀牛、雲豹、水獺、黑熊、水鹿等，還到水中捕捉鯉魚，撿拾田螺、河蚌等。 但狩獵經濟畢竟是最為原始的一種生產形態。它的進一步發展，必然是種植業的出現。考古發現，在大約7000至5000年前的北方的仰韶文化（黃河中遊）、大汶口文化（黃河下遊）、龍山文化（黃河中下遊）遺址中，都有石鋤、石鏟、石鐮等農業勞動工具，以及早已炭化了的小米遺存，還有加工糧食的石磨盤、石磨棒等各類工具。在南方，考古學家發現，種植稻穀的曆史也相當早。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發掘表明，當時的人們已掌握了用骨耜耕地，並能種植秈稻。此外，距今5000年的江漢流域的大溪文化、長江下遊的馬家浜文化、嶺南的石峽文化等，都普遍發現有遺存的炭化稻穀。也就是說，大約在5000多年前，中國的南、北方，已進入以大米和小米為主食的時代。然而，把這說成是史前人類飲食革命的惟一成就是欠妥的。事實上，考古學家發現，就是在這前後相近的文化遺址中，還有豬、犬、牛、雞、馬、羊等各類家畜的遺骨。這說明，當時的人們還開始了原始養殖業，自家馴養的六畜也開始入饌了。 那麼，原始的人們還是以原來那種野火燒烤的方式來燒熟這樣的食品的嗎？從今天一些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中，可以看到史前人類烹調的痕跡。住在西雙版納地區的布朗族，外出幹活，從不帶鍋灶。吃飯時，在河邊沙灘上挖一個坑，坑裏鋪上幾片芭蕉葉，注入水，投入幾尾活魚，然後在一邊燃上篝火，把燒紅的鵝卵石放入“鍋”內，再灑點鹽，水沸魚熟，就成了美味的卵石魚湯了。布朗族人還用竹筒煮飯。他們砍來竹子，在一端的節膜上打個洞，放入米和水，堵住口，放入火中燒。等竹節焦黃、蒸氣欲盡時取出。用刀劈開後，香噴噴的米飯就呈現於眼前了。另外，考古發掘的成果表明，史前人類煮食的另一重要方法，就是借助於自製的陶罐。距今8000年的華北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中，就發現不少的陶製器皿。如洗滌用的陶盂、存水用的陶壺、炊煮用的陶鼎、盛菜用的陶淺盆、盛湯用的陶缽、盛飯用的陶碗等。其中有一個鼎形缽，腹深口大，是灶具和煮鍋的結合體，可以根據需要易地燒煮。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陶火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