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晉、張誠之後，又陸續有不少西方科學家來到清宮。他們最大的成績，莫過於促使康熙創建了被他們稱為“中國科學院”的蒙養齋算學館，和促使康熙實施了中國地理大測繪這一偉大創舉。
康熙組織的這次地理大測繪，對世界地理學的貢獻不容低估。法國科學家們也因此而有機會到中國各地考察，在其他方麵的收獲也相當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杜德美參加了赴東北的勘測隊。他在長白山見到采參的情況後，把參的性能、產地、采集、保存等等，寫成文字、繪出圖樣寄回法國發表。沒想到4年後，另一位法國科學家參照杜德美有關人參的文章，在加拿大與長白山緯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帶，也發現了相似的參。它產於西洋，就有了“西洋參”這個名字。
當談及這些曆史往事時，人們自然會問：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經傳到中國，為什麼18世紀後中國科學又大大落後於西方？看看當時在康熙宮廷供職的巴多明留下的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
巴多明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從巴黎來到中國並進入宮廷。他在參與地理大測繪的同時，把對中國官場的觀察也一一記錄下來寄回法國，收入《耶穌會士書簡集》。比如在談到清朝的天文機構——欽天監時，他說：
“他們觀察天象的條件簡陋。在欽天監工作一生的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能當上欽天監的高級職位……如果監正本人很富有，又愛好科學，他就自己花功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對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觀察或對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馬上會在欽天監中成為眾矢之的。眾人頑固地一致要求維持原狀。他們會說，何必自討苦吃、多惹麻煩呢？稍有差錯就會被扣罰一二年的俸祿。這不是做了勞而無功反而自己餓死的事嗎？毫無疑問，這是北京天文台阻礙人們使用望遠鏡去發現視線達不到的東西和使用擺錘精確計算時間的原因。”
在這種僅有康熙皇帝與個別大臣對科學感興趣的情況下，改進科研製度的社會條件根本不具備。就是皇帝個人這一因素也是每況愈下，康熙朝以後，皇帝們對科學一個比一個缺乏興趣。乾隆朝進入宮廷的法國科學家，如楊自新、蔣友仁等本都是法國學有專長的科學家，但乾隆對科學一竅不通，他們也就隻能為皇帝製作機械鍾表、西洋樓、大水法（人造噴泉）了。
康熙皇帝是一位學習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學精神的皇帝。
對朝政：勤慎理政
康熙處理軍國大政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勤”，另一個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實為君之大本，怠荒實亡國之病源”。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萬曆“怠於臨政，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萬曆不禦政，導致南北兩京缺尚書、侍郎14員，大學士泡病號請假，內閣大門白天緊閉，尚書虛懸，無人理事，中樞機構癱瘓。宰相方以哲進入內閣八年才得見萬曆一麵，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見麵，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遇到緊急的軍國大事，皇帝不接見朝臣，不議商國事，也不做出決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門外十個小時不起，請求皇帝上朝，萬曆仍然不予理睬。萬曆二十幾年不上朝，有人說是耽於酒色，有人說是首輔縱容，有人說是疾病纏身，但從根本上說是萬曆沒有做皇帝的責任感。天啟也是一樣，整天迷戀木工活，刀鑿鋸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賢專等他玩得高興的時候前去奏報軍國大事，天啟不耐煩地說：你看著辦吧！魏忠賢借以假傳聖旨。
清朝的皇帝，從天命汗到光緒帝都是勤政的。他們吸取明朝亡國的教訓，勤理政事。從康熙開始，皇帝每天都要禦門聽政，就是在皇宮乾清門前，由皇帝親自主持禦前朝廷會議。因為最初康熙聽政主要在乾清門，所以稱作禦門聽政。後來聽政的地點經常變化，有時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暢春園澹寧居、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等。參加會議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禮吏戶兵刑工六部尚書、左都禦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員。會議有記錄，就是起居注。康熙從14歲親政以來，每天禦門聽政，一年四季，無論冬夏，沒有例外。聽政的時間，一般在早上八點左右，所以又稱“早朝”。康熙的禦門聽政，嚴寒酷暑，從不間斷。他說：“一歲之中，昧爽視朝，無有虛日。親斷萬機，披覽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發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禦門聽政。康熙從親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節、重大變故外，幾乎是沒有一天不聽政的。
康熙理政不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謹慎，對於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反複調查，慎重決策。下麵舉治河與撫蒙兩個例子。
先說治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禦門聽政時，大臣們發生意見分歧。經過調查、麵奏、辯論、驗證等，從正月初十日開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結束，整整進行了一年，才做出決策，真可謂慎之又慎。下麵舉例看康熙治河決策的全過程：
第一，重視治河。康熙親政後將三藩及河務、漕運三件大事，書寫在宮中柱子上。
第二，尋根溯源。比如黃河，他派侍衛探查黃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萬餘裏，並繪成輿圖。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幅經過實際踏查而繪成的黃河圖。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視北京通州段河堤，隨駕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諸皇子分釘木樁，學用儀盤，親自檢測儀器，記錄測量數據。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輔和陳潢。靳輔，漢軍鑲黃旗人，以安徽巡撫授為河道總督。受命後，一日八上奏疏，報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統審全局，河運並治，浚河築堤，束水攻沙，多開引河，量入為出。他重點治理黃河、淮河、運河交彙的清口。陳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負才不遇，題詩祠壁。靳輔見而驚異，訪得引為幕友。疏奏多由陳潢起稿，施工亦由陳潢監理。他們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輔受到諸臣合訐交攻，發生了意見分歧。
第四，禦前辯論。河道總督靳輔與直隸巡撫於成龍在治河方略上意見相左。爭論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治河水退後出現的田地，是實行屯田還是由豪紳墾占？另一個是為了使河水通暢順流入海，是開浚海口還是修築大堤？康熙不妄加論斷，而是命雙方在乾清門進行禦前辯論，各申己見，互相駁難。關於屯田——於成龍說：“屯田奪民產業，不能實行！”靳輔則說：“丈出之田，作為屯田，抵補河工所用錢糧。因屬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實，臣無可辯，唯候處分。”關於開浚海口，靳輔的意見是：開海口雖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於成龍的意見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麵，一旦河決，無數百姓，將飽魚腹！爭論沒有達成共識，決定再廣泛征詢意見。
第五，集思廣益。辯論雙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決斷。他又命鄉裏臨河的在京官員，書寫己見，上報朝廷。
第六，會議裁決。康熙帝聽了兩方麵的陳述，看了大臣的疏報，交九卿會議裁決：采納了於成龍的方案，將靳輔罷官，陳潢被削職、逮京後病死。
第七，實踐驗證。康熙帝曾數次派大臣視察河工，檢驗朝廷辯論的意見孰對孰錯。後康熙帝南巡閱河，靳輔扈行隨從。回京後，康熙肯定靳輔治河功績，複還他的原來品級。
第八，改正錯誤。靳輔之後，命於成龍為河道總督。康熙帝召於成龍入京，問：“過去你說靳輔之短，現在怎樣？”於成龍回答：“臣那時妄言，現在也按照靳輔的辦法去做。”這是對靳輔治河方案最好的結論。
第九，斷不出書。康熙悉心治河數十年，撰寫治河論述，河道總督張鵬翮請將治河諭旨編纂成書，雕刻頒行，永久遵守。康熙說：“前代治河之書，無不翻閱，泛論雖易，實行則難。河水沒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後人遵行，斷不可行。”這表現了《厄魯特蒙古圖》康熙可貴的謙遜的科學態度。
以上九點能夠做到一點，可以稱作明君。
再說治理蒙古。康熙講求仁道，撫綏蒙古。喀爾喀蒙古（外蒙古）分為土謝圖汗部、紮薩克圖汗部、車臣汗部三大部。諸部內訌，互相殘殺。土謝圖汗擅殺紮薩克圖汗沙喇，引起喀爾喀蒙古內部糾紛。噶爾丹乘機東犯，逼迫喀爾喀南遷。康熙巧借噶爾丹東犯威逼喀爾喀之機，於三十年（1691年）五月，親赴塞外，主持多倫諾爾（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多倫）會盟。盟會開始，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紮薩克圖汗沙喇弟策妄紮布、車臣汗坐在第一排，其餘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貴族由理藩院官員引領晉謁康熙。康熙對土謝圖汗擅殺紮薩克圖汗沙喇，引起喀爾喀蒙古內部糾紛，給噶爾丹以可乘之機的過失加以申斥，讓他領罪。然後康熙說，如此盛大的盟會，要是對土謝圖汗處以重罪，實在於心不忍。康熙當眾宣布赦免土謝圖汗之罪。喀爾喀貴族700餘名、哲布尊丹巴轄下喇嘛600餘名，齊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禮。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體喀爾喀蒙古貴族的臣服，並編喀爾喀蒙古為49旗，封喀爾喀蒙古貴族為親王、郡王、貝勒、公、台吉等。又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列陣10裏，吹角鳴炮，眾呼前進，聲動草原。康熙騎馬彎射，技藝精湛，令蒙古部眾心悅誠服。康熙帝通過召見、訓諭、赦免、封爵、檢閱、較射、會盟、宴賞和修廟等舉措，使喀爾喀蒙古出現冰釋前仇、化解分歧、輯睦安居、氣氛和諧的局麵，實現了喀爾喀蒙古內部的重新統一。經過7天的多倫諾爾會盟，喀爾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強了中央對喀爾喀蒙古的統一管轄。
對臣民：仁愛寬刑
康熙對臣民強調要實行“仁愛”。“仁”字，《孟子·盡心》說：“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愛人”的理念。“愛”字，有人說是近代的詞，也有人說是西方的詞。其實，《論語·顏淵》就有“樊遲問仁”，孔子答曰：“愛人。”《禮記·哀公問》記載孔子的話：“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仁愛”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繼承了儒家為政“仁愛”的理念，並在施政過程中加以實踐。
康熙屢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免錢糧達545次之多，計銀1?郾5億兩。他賑災，設義倉，關心民眾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後雍正實行“攤丁入地”，中國長期以來的人丁銀被免除。其正麵影響是減輕了人身依附，其負麵影響是刺激人口增長。乾隆時人口到3億，道光時則突破4億。
關於康熙的仁愛，可以舉一個例子。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在塞外視察時，發現一個人僵臥在路旁。他親自詢問，知道這個人叫王四海，是個傭工，在回家路上，因為饑餓，躺下起不來。康熙立即下令給他喂熱粥。等王四海蘇醒後，將他帶到行宮。後給王四海盤纏，送他回家。
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康熙下令開設粥廠，還讓太醫院給傷病者送醫送藥。
康熙實行寬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國秋決（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康熙身後諡號為“仁皇帝”，這個“仁”字，恰恰是康熙一生為人、行政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康熙區別於清朝其他11位皇帝的一個顯著特點。
康熙的仁政，措施之一是懲辦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麵旗幟。康熙朝最著名的清官於成龍，有個綽號叫“於青菜”，就是因為他雖貴為封疆大吏，卻常年不吃肉，隻吃青菜。
於成龍，山西永寧（今離石）人（康熙時還有一位於成龍，漢軍鑲黃旗人），先任廣西羅城縣知縣，當時已經45歲。羅城位於萬山之中，曆經戰亂，沒有城郭，遍地榛莽，縣衙是茅屋三間，居民僅有6家。於成龍到任後，召集流民，鼓勵耕耘，設養濟院，寬免徭役，興建學宮，縣境大治。史書說他“居羅七年，與民相愛，如家人父子”。於成龍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時，百姓傾城出動，痛哭號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離去。於成龍問他為什麼不走，他回答說：“我想您路上盤纏不夠，我會算卦，可以沿途賺點錢，以備不足之用。”於成龍很感動，就把他留下來。果然途中錢花光了，幸虧瞎子賺些算命錢補充路費才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績，又遷黃岡。黃岡社會治安很亂，他裝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雜處，探明實情，一舉端掉賊窩。又任黃州知府，再升任福建布政使。時清軍平定三藩之亂，軍中多掠良民子女為奴。他集資贖出被掠婦女放還。康熙十九年（1680年），升為直隸巡撫。上任後，嚴戒饋送長官。又遷兩江總督。他自奉儉約，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稱呼他為“於青菜”。在他的帶動下，士紳們改綢緞為布衣，官宦出門輕車簡從。僅僅數月，樸素之風大為流行。他過於勞累，死在任上。於成龍做官，不帶家眷，十分儉樸。死後，將軍、都統、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惟笥中綈袍一襲，床頭鹽豉數器而已”。就是說，於成龍的家中隻有竹筐裏粗糙紡織品製作的一身袍子和床頭幾罐食鹽、豆豉而已。為追悼於成龍，市民罷市，聚哭誌哀！百姓家掛他的畫像祭祀。康熙說：“朕博采輿評，鹹稱於成龍實天下廉吏第一！”
格爾古德，滿洲鑲藍旗人，筆帖式（即文書、翻譯）出身，後升翰林院侍讀學士，任日講起居注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任直隸巡撫。上任前，康熙帝告誡他說：“你上任後不要急於求名，而要踏實做事；或遭憤恨報複，定要特別小心。”當時京畿地區，旗人與民人雜處；旗下的莊田，有王公大臣的莊田，有貴族豪紳的莊田。莊田設莊頭，像《紅樓夢》裏的莊頭烏進孝那樣，管理莊田，負責收租，為害一莊。還有投充旗下的人，依靠主子，逃避差徭，詐害良民，無惡不作。自康熙初，鼇拜專權，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因觸犯滿洲權貴利益而遭殺害後，幾乎沒有人敢對這個敏感的問題上疏指陳。格爾古德上任不久，親自訪察，提出問題，疏陳：自己賣身投靠旗下之人，有的作奸犯科，想逃脫法網；有的遊手好閑，逃避差役。這些人，放債牟利，則諱旗稱民；遇上官司，又舍民稱旗。他們詐害良民，官府不敢過問，應當加以嚴厲議處。格爾古德得到康熙帝的有力支持。然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當時，大學士明珠權勢傾朝，他的下屬要圈百姓的墳地，民人投訴到戶部。戶部將訴狀轉直隸巡撫，格爾古德令宛平縣核查。知縣怕得罪權相明珠，報稱“無礙民墳”。格爾古德不畏權相，上疏劾奏明珠屬下“圈占墳地屬實”，並請吏部問知縣的罪。格爾古德敢於碰權相，敢於碰勳貴，秉承上旨，執法嚴懲，被時人譽為“鐵麵巡撫”。格爾古德居官，布衣蔬食，廉潔自律，不畏權貴，拒納饋送。康熙帝命朝廷大臣公舉清廉官吏，格爾古德被列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