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作者，是因為在生活中碰到過幾個不同的人。在這些人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我的外祖母。她上個世紀1900年出生，生活了95年，1995年去世。外祖母個頭不高，1.55米左右，一個普通的河南農村婦女。一輩子做的主要工作是給東家扛長工。外祖母年輕的時候在方圓五十裏是個明星，她的名氣相當於現在的茱莉亞·羅伯茨。但茱莉亞·羅伯茨演電影成為明星不奇怪，我外祖母給東家扛長工扛成明星就顯得非同一般。河南是平原，割麥子的時候，三裏路長的麥趟子，我外祖母割到地頭，其他高個子的男人，能割到地的中間就不錯了。過年的時候，我跟外祖母在火爐前聊天，她就給我講一些曆史往事，這給了我很多生活和文學的滋養。我問她為什麼能夠割這麼快？她就講，“很簡單，割麥的時候，隻要伏下腰，我就不直腰，隻有到了地頭才直腰。但別人直腰。因為你隻要直一次腰，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
1993年，我有兩個德國朋友，要到我的故鄉看看。外祖母在跟他們交談的時候，其風度不亞於外交部長。外祖母問，你們來自哪個國家？他們回答來自德國。外祖母又問，你們那裏搞沒搞文化大革命？他們說沒有。外祖母一拍桌子說，毛主席要搞文化大革命，你們為什麼不搞？其中一個德國朋友幽默地說，德國人太笨，毛主席說的湖南話，他們聽不懂。外祖母點點頭。又問你們一人劃多少地？德國朋友分不清分和畝的區別，就說每人八分地。外祖母一聽，從椅子上站起來，圍著德國朋友轉了一圈說，“孩子呀，你吃不飽。”德國朋友明白自己說錯了，糾正說：“八畝。”我外祖母又轉了一圈說，“你媳婦受累了。”我外祖母雖然跟曹雪芹、施耐庵、吳承恩生活的年代不同，人文背景不同，但是卻產生了相似的世界觀、人生觀。這個相似就是，對世界的看法，跟別人不一樣。
我走上創作道路的直接原因，是我一個少年朋友的引導。我小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當一個作者，而對另外三件事特別期望。一是想當一名廚子。因為鎮上一個廚子叫老孫。有一次我們家來客人，母親讓父親去老孫那裏賒5個白麵饅頭。父親去了，老孫眼皮都沒有抬說不賒。父親空著手回到家裏。從此，這5個饅頭就不是饅頭，成了我母親降伏我父親半輩子的武器。不管遇到什麼事，隻要一吵架，母親就用這件事說我父親，我父親就低下頭，不再說話。他失去的不是5個饅頭，是尊嚴。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特別想當一個廚子，挽回父親的尊嚴。二是想當鄉村戲班子裏敲梆子的人。河南有豫劇。因為鄉村戲班子演戲都是在晚上，月光下，梆子清脆嘹亮。三是想當一個小學教員，在孩子朗朗的讀書聲中，想些自己的心事。
15歲的時候，我當兵了。當兵緣於跟舅舅的一次談話。舅舅問我，你覺得自己聰明嗎？我說不聰明。他說，對了，你不聰明，也不傻；但世界上就怕你這種人，要麼你聰明，要麼你傻。他又問，想到能找什麼樣的媳婦？我搖搖頭。舅舅說，就你這樣的，正兒八經的姑娘就別想了，頂多能找一個小寡婦。我一下跳了起來，舅舅，我不找小寡婦。舅舅說，如果不想找小寡婦的話，隻有一條路，那就是離開這個地方。
我在當兵的時候碰到了另外一個人，是在我人生道路上起著特別轉折作用的人。我們每一個人一輩子日常的生活如果談到人際關係的話，實際上人很多，這個我在寫《一地雞毛》的時候曾經說過，其實你每天需要對付的就是你身邊那麼幾個人。同時，在你一輩子中間能對你起到轉折作用的人也就那麼一個人。我當兵的時候遇到了這麼一個人，是他讓我走上了作者這樣一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