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一個作家真正的水平，不在於如何描寫人物、故事、情節、細節，而在於於書的背後，書之外，有無不同的見識。現在以我創作的幾部小說為例，談一談如何考察生活的“同”和“異”。
第一，《一地雞毛》。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在考察一個問題：北京當時有1000多萬人口，在上班、下班時候，街頭擠滿了自行車。每個人長得不一樣，穿著不一樣，秉性也不一樣；但有一樣是相同的，就是表情都非常麻木。這些人昨天知道今天要幹什麼，今天知道明天要幹什麼，他們的日子是重複的。從價值實現論的角度來講，如果一個人沒有地方實現自己的價值，就會自殺。他們為什麼沒自殺呢？這些人還活著，而且活得這麼愉快，表情麻木地往前走。最後我突然發現了，他們的價值在一個地方得到實現了，這個場所遍地都是，就是菜市場。每一個人一進菜市場就精神為之一振，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馬上投入一場戰爭中去，就是討價還價。韭菜多少錢一斤？1.5毛，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說1.5毛這個事情就結束了，他說1.3毛，而且為了2分錢不惜出賣自己的尊嚴。2分錢丟到地上沒人撿，但是到菜市場上兩個人寸土不讓，也就說明2分錢在這個地方已經超過了2分錢的價值。當他們拎著哪怕隻便宜了幾分錢的菜往家走時，那種對於世界的戰勝感，跟布什總統開八國首腦會議拎回一攬子計劃所產生的感覺是一樣的。對他們的生活而言，菜市場比歐佩克會議、八國首腦會議還充滿光芒。於是，《一地雞毛》頭一句就是：小林家的豆腐餿了。對小林而言，豆腐餿了比八國首腦會議要重要。
很多人說我寫了很多小人物，比如說像《一地雞毛》、《三百萬災民》，我說錯了，我不寫小人物。我覺得這些買菜的人，街上騎車的人是大人物。大和小的概念千萬別弄錯了，我的大和小的概念跟你們是不一樣的。
從古到今有許多帝王將相，他們一生的人品和處事多是下三濫的，有些人可能識字不多，但是深明大義，獲得非常多的自尊，我把這些人當成大人物來寫，大人物是寫狼的，但是我發現他們很多鬥爭包括國和國之間的政治鬥爭，有時候就像農村裏一個婦女丟了一隻雞敲著臉盆在罵街，采取的方針、策略、步驟是一樣的。
第二，《故鄉麵和花朵》。《一地雞毛》之後，我花了八年的時間寫了一篇《故鄉麵和花朵》。當時我又在思考一個問題，胡思亂想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在每天24個小時中，我們的理性思維隻占2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基本是在胡思亂想，夜裏做夢更不用說了。如果胡思亂想沒有價值的話，上帝為什麼給它分配這麼多的時間？我們都覺得理性思維是重要的，但是理性思維之外，胡思亂想是不是重要的？我認為是重要的。所以就出了關於胡思亂想的200萬字的這本書。
第三，《溫故1942》。這本書並不是我主動寫的，是應一個朋友之邀而寫的。這個朋友要編寫反映上個世紀災難史的書。1942年，河南因為發生一場旱災而餓死300萬人。比奧斯維辛集中營死的人還多。二戰時候，奧斯維辛集中營死了110萬人。一開始我對這個數字並不是特別敏感，但是當深入河南調查的時候，我感到，比這個問題更嚴重的是：大家對這件事已經忘記了。我讓我外祖母說說1942年，她問，1942年是哪一年？我說，就是餓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說：“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遺忘比餓死還嚴重，這引起我對這件事本身的關注。經過繼續調查，發現並不是因為旱災，是因為戰爭。接下來你又會發現不是因為戰爭，是因為政治。比這些更重要的是，三百萬災民，對於自己被餓死的態度。我們認為他們會憤怒和悲傷，不，我的河南鄉親，臨死之前，給這個世界留下了最後一次幽默。逃荒路上，老張馬上要餓死了，他臨死前，想到的不是妻離子散的生死之別，而是想到了兩天前被同樣餓死的朋友老李。他說：“老李前天死了，我比他多活兩天，值了。”餓殍遍野，人吃人，已不是多麼新鮮和不道德的事。一個人在逃荒路上走著走著，突然就倒下被餓死了。後來的逃荒者，扒下他的衣服，掏出一把刀子，從他屁股蛋子上割肉。屁股上已經沒肉了，割著了骨頭，一疼，他又活過來了。他仰起臉，看著拿刀子的人：“大哥，我還行。”拿刀子的人端詳他：“大哥，你不行了。”他想了想，覺得自己真不行了，轉頭又死了。在《溫故1942》被改編成電影前，我跟導演討論，1942年餓死300萬人，是一場悲劇，但是我們千萬不能拍成悲劇。因為麵對悲劇，我們中國人采取的態度與眾不同，是幽默，是遺忘，是一場喜劇。悲劇後麵藏的是喜劇，喜劇後麵藏的是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