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伯信任原告所做的各種廣告而吸食駱駝牌香煙……然後認為這導致了肺癌的發展，這的確使我們難以輕易相信。
——1956年庫伯案件的裁決
20世紀後半葉，生活在美國的人們，一定要又聾、又啞、又盲，才會認識不到大家宣稱的吸煙的危害，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所以，個人選擇吸煙……與司機喝啤酒然後撞電線杆的性質一樣。
——1988年，來自煙草業的公開信
1963年夏天，格雷厄姆去世七年後，三名男子組團前往新澤西州的東橙（EastOrange）參觀奧斯卡·奧爾巴赫（OscarAuerbach）的實驗室。奧爾巴赫為人謹慎寡言，是一位廣受尊敬的肺部病理學家，他最近剛完成了一項艱巨的研究：對比了1522個吸煙者和非吸煙者的肺部解剖標本。
奧爾巴赫描述自己所發現的病變的論文，是理解癌變的一座裏程碑。奧爾巴赫試圖理解癌變的起源而不是研究已全麵爆發的癌症。他沒有從癌症開始自己的研究，而是從癌症的前身——癌前病變開始。奧爾巴赫發現，在肺癌明顯生長、並在吸煙者肺部表現出症狀之前，肺部已經形成一層層處於各種演化狀態的癌前病變，就像史前頁岩一樣。病變始於支氣管道，隨著煙霧滲入肺部，暴露在最高的焦油濃度下的最外層開始變厚變腫。在這些變厚的層內，奧爾巴赫發現了惡性變化的下一階段：具有褶皺和變黑的細胞核的非典型細胞，構成不規則斑塊。而且在較少部分患者中，這些非典型細胞開始顯現癌症特有的細胞學改變：腫大、異常細胞核的瘋狂分裂。在最後階段，這些細胞簇突破了基底膜的薄膜，直接轉變為浸潤性癌。奧爾巴赫認為，癌是一種隨時間慢慢展現的疾病。它的發展步伐並不快，它的誕生是相當懶散的。
那天早上到奧爾巴赫實驗室的三個訪客，就是在為了盡可能全麵地理解癌變而進行實地考察。其中，嚴謹的統計學家威廉·科克倫來自哈佛大學；肺內科醫師彼得·哈米爾（PeterHamill）來自公共衛生服務部；伊曼紐爾·法伯（EmmanuelFarber）是一名病理學家。他們對奧爾巴赫實驗室的拜訪開啟了漫長的科學探索之旅。科克倫、哈米爾和法伯是由美國衛生局局長任命的十人谘詢委員中的三位（哈米爾是委員會的醫學協調員）。委員會的任務是複審聯係吸煙與癌症關係的證據，以便衛生局局長可以發布吸煙與肺癌的官方報告，就是格雷厄姆一再促請國家早就該推出的《警告聲明》。
1961年，美國癌症學會、美國心髒協會和國家防癆協會聯名致信肯尼迪總統，請求指派國家委員會調查吸煙與健康之間的聯係。信中建議，委員會應該尋求“一種解決這個健康難題的方案，而盡量少幹預產業自由和個人幸福”。不可思議的是這個“解決方案”既要有侵略性又要有安撫性，要明確宣傳癌症、肺病、心髒病與吸煙之間的關係，又不能對煙草業的自由造成明顯威脅。肯尼迪懷疑這是難以完成的任務（在盛產煙草的南方，他的政治基礎很薄弱），迅速把這一燙手山芋交付給了他的衛生局局長路德·特裏（LutherTerry）。
路德·特裏是阿拉巴馬州人，語調輕柔、為人溫和、不好爭鬥；童年時曾靠撿拾煙草賺過錢。他從小就對醫學著迷，1935年從杜蘭大學畢業後，在聖·路易斯大學實習，在那兒遇見了令人敬畏的埃瓦茨·格雷厄姆。其時，格雷厄姆正處於外科生涯的巔峰期。特裏畢業後去了公共衛生服務局，然後在1953年轉去國家癌症研究所。在臨床中心，他的實驗室毗鄰臨床大樓——朱布羅德、費雷、弗賴雷克一直在這棟樓裏抵抗白血病。因此，特裏在煙草的陰影下度過了童年，又在癌症的陰影下度過了學術生涯。
麵對肯尼迪的任務，特裏有三條路可選。一是他可以悄悄地繞開這個問題，不過這樣會激起全國三大醫療機構的憤慨。二是他可以以衛生局局長辦公室的名義發表煙草健康風險的單方麵聲明，雖然他知道強大的政治力量會迅速列陣集合，使此報告無效（在60年代初，衛生局局長辦公室是鮮為人知的無權限的機構；相反，種植煙草的州和銷售煙草的公司，卻掌控了巨大的權力、金錢和影響力）。三是他可以設法支持科學的力量，重新在公眾的視野中引起煙草與癌症聯係的爭論。
起初特裏很遲疑，但後來他越來越有信心，選擇了第三條路。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肯尼思·恩迪克特描述他成為了一條“覺醒的巨龍”。他製定了乍看上去似乎很保守的策略，宣布他將委派谘詢委員總結吸煙和肺癌聯係的證據。其實他知道，委員會的報告在科學上是多餘的：自多爾和溫德爾開始研究已經過去了近15年，已有大量研究證實、確認、再確認這一研究結果。在醫學界，煙草與癌症之間的聯係，早已是陳年舊聞，以至於多數研究者已開始研究作為癌症危險因素的二手煙。但是，特裏的委員會通過重審這些證據使之重新變得鮮活。他故意擺出真正審判的架勢，從而再把煙草的悲劇帶回到公眾的視野。
特裏給委員會指派了10名成員，包括：德克薩斯大學的查爾斯·勒邁特（CharlesLeMaistre）被選為肺生理學權威；委員會最資深的成員斯坦霍普·貝恩·瓊斯（StanhopeBayne-Jones）是一位留著胡子、頭發花白的細菌學家，曾主持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幾個委員會；來自哈佛大學的路易斯·費塞爾（LouisFieser）是有機化學家兼化學致癌物的專家；哥倫比亞大學的雅各布·福斯（JacobFurth）是一位病理學家，也是癌症遺傳學的權威；臨床專家約翰·希卡姆（JohnHickam）對心髒和肺生理學興趣濃厚；猶他州的外科醫生沃爾特·伯德特（WalterBurdette）；廣受尊敬的流行病學家倫納德·舒曼（LeonardSchuman）；藥理學家莫裏斯·西弗斯（MauriceSeevers）；哈佛大學的統計學家威廉·科克倫；專攻細胞增殖的病理學家伊曼紐爾·法伯。
在國家衛生研究院園區的國立醫學圖書館這幢現代混凝土建築裏，其中一間裝修極簡的辦公室裏被委員會安排了九場會議，共持續了13個月。會議室裏氖氣燈閃爍，桌上散放著滿是煙蒂的煙灰缸（全體委員剛好分為五個吸煙者和五個非吸煙者，有些吸煙者煙癮非常重，即使在研討吸煙的致癌作用時，仍然煙不離口、不為所動）。委員們參觀了數十座實驗室，從約6000篇文章、1200份學術期刊，以及155名生物學家、化學家、內科醫生、數學家和流行病學家中找出的數據、訪談、觀點和證據。總體算來，報告采用的測試資料共涵蓋了112.3萬名男女，其規模堪稱是當時流行病學報告中最龐大的報告之一。
委員會的每一位成員都給這個難題帶來了獨特的觀察。素來精益求精的科克倫設計了新的數學方法來評判這些試驗。他推斷，不需要倚重任何特別的研究，人們或許用一種方法就可以統計整合所有的試驗，估計相對的風險，得出一種複合數據（這種方法，術語叫作“元分析”，對未來的流行病學理論影響深遠）。有機化學家費塞爾也同樣有所啟發：他對香煙裏化學物質的討論，仍是這一主題中最具權威的文章之一。文章證據選自動物實驗、係列屍檢和36個臨床研究，並且，更重要的是來自7個獨立的前瞻性實驗。
一個無可爭辯的、高度一致的畫麵逐漸浮現出來。委員會發現，吸煙和肺癌之間的關係，是癌症流行病學曆史上最強烈的關係之一，在不同人群中高度一致、禁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可以在一個又一個實驗中顯著再現。證明吸煙與肺癌間因果關係的動物實驗，充其量是不能確定。但是並不需要這樣一個實驗——至少傳統意義上的實驗室實驗是不需要的。這篇報告對“誘因”一詞的解讀，強烈地傾向於希爾先前的論述：“‘誘因’一詞能傳達這樣一個觀點：病原和宿主體內一種與之有關的失調或疾病之間的重要、有效的關係……承認這些複雜性之後，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委員會深思熟慮的決定是在吸煙與健康的某些結論中……使用‘誘因’或‘主要誘因’這種措辭。”
報告用一個單一明確的句子，了結了三百年來的懷疑與爭論。
路德·特裏的報告被做成了一部精致的皮裝本，“一顆378頁的炸彈”（他這麼形容），於1964年1月11日發布給了滿堂的新聞記者。這是華盛頓一個涼爽的周六上午，委員會故意選在這一天，是因為股市休市（以此預防隨著報告的發布而產生的金融混亂）。為了控製“炸彈”的影響範圍，記者們一湧進門，國務院禮堂的大門就立即被鎖上了。特裏走上了主席台。谘詢委員會的成員，帶著胸牌、身著深色西裝，坐在他後麵。隨著特裏字斟句酌的講話，隻能聽到記者們瘋狂記錄的沙沙聲。到了第二天早上，特裏回憶說，“這個報告成了美國和很多國家每個廣播台和電視台的頭條新聞”。
在一個與癌症糾纏的國家裏，把一種主要癌症歸因於可預防的單一誘因，完全可以預見立刻會引起強烈的反應。但是，盡管實現了媒體的頭版覆蓋，政府的反應卻特別遲緩。公關專員喬治·韋斯曼（GeorgeWeissman）沾沾自喜地寫信給菲利普·莫裏斯公司總裁約瑟夫·庫爾曼（JosephCullman）說：“雖然宣傳的爆炸性是巨大的，但我認為公眾反應不會很激烈，也不會產生能讓我害怕的強烈情緒。當然，它的性質與引起禁酒主義者帶著斧頭去砸酒館的事件無法相提並論。”
即使該報告暫時激起了科學辯論，禁酒主義者的立法“斧頭”卻早已遲鈍了。自從試行禁酒令時出現明顯的瑕疵之後，國會已有效地廢除了任何聯邦機構規範某一產業的能力。已很少有機構能直接對產業施加影響。［這其中最重要的例外是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該管理局嚴格控製藥物，但香煙幸免於被定義為是“藥物”。］因此，即使衛生局局長的報告為控製煙草產業提供了完美的依據，但是，華盛頓當局並沒有打算為完成此目標而努力做些什麼，或更重要的是，也做不了什麼。
拚湊糾集各方勢力，對香煙產業發起挑戰的擔子最終落在了華盛頓一家暮氣老朽的機構身上。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最初的宗旨是規範各種產品的廣告和聲明：卡特的肝丸是否真的含肝，或廣告的生發劑是否能真能讓人長出新頭發。聯邦貿易委員會，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一個屍位素餐的官僚機構，權力薄弱、垂垂老矣。例如，1950年，多爾-希爾和溫德爾-格雷厄姆的報告在醫學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的那一年，貿易委員會立法的力作卻是對運用合適的詞語描述健康滋補品進行監管，或（更迫切的是）監管使用恰當的措辭：如用“防滑”、“抗滑”還是“阻滑”來描述地板蠟。
1957年，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命運改變了。50年代中期，吸煙和癌症的聯係已使香煙製造商充分警覺，他們開始給香煙的過濾嘴做廣告，聲稱過濾嘴會濾除致癌物，使香煙變得“安全”。1957年，明尼蘇達大學的化學教師約翰·布拉特尼克（JohnBlatnik）當選為國會議員，他責問聯邦貿易委員會疏於調查上述聲明的真實性。布拉特尼克承認，聯邦機構不能直接管製煙草，但是，既然聯邦貿易委員會的任務是管製煙草廣告，它當然要調查“過濾嘴”香煙是否真的如廣告所標榜的那樣安全。這是一次為公眾利益而承擔風險、勇敢創新的嚐試，好比要給惡貓掛上鈴鐺，但是由於有這麼多煙草法規，隨後的實際聽證會就像是一場鬧劇。克拉倫斯·裏多被邀請作證，秉承一貫的膽大妄為，他辯稱：證實過濾嘴的功效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有害物質需要過濾。
因此，20世紀50年代晚期，布拉特尼克的聽證會並未立竿見影。但在醞釀六年之後，它們產生了強大的影響。1964年，衛生局局長發表報告複活了布拉特尼克的論證；聯邦貿易委員會改組為年輕化、精簡的機構。在路德·特裏的報告發布的幾天後，一群年輕的立法者在國會聚集，重新規範煙草廣告。一周之後，1964年1月，聯邦貿易委員會宣布將尋線追蹤。鑒於香煙與癌症的關係（是如最近衛生局局長報告所承認的“因果聯係”），香煙製造商必須在他們產品的廣告中，坦率承認這種危險。委員會認為，警告消費者存在危險的最有效方法，是在產品上印出此類信息。因此，香煙包裝將會貼上警告標誌：“吸煙有害健康，可導致死於癌症或其他疾病。”同樣的警告標誌也必須附加在所有印刷媒體的香煙廣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