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大柴湖幾個字，從我的筆下最終變為一本十多萬字的《移民大柴湖》，如釋負重的我，那高興勁就甭提說了——老婆，拿酒來，陪我喝兩盅！
我是一位積年累月長期與移民生活在一起的基層文化工作者，自身也是地道的移民。緣於此，對移民有著特殊的感情。曾幾何時，我多麼希望，看到一篇較為全麵地記述為丹江口水庫建設作出過重大犧牲和巨大奉獻的柴湖移民的文章或作品，但是，沒有。我多麼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筆，記下他們為大家、舍小家，與命運抗爭的風雨滄桑，但是，沒能。
名家高人不寫，必有人家的理由，或忙、或困、或不熟悉不了解。自己不寫，不是不想寫、不願寫，而是不敢寫。因為大柴湖移民是一個特殊群體，特殊群體必有他的特殊性，論移民安置總量，全中國為首；論移民貧窮狀態，湖北省之最。鑒於他的特殊性、政治上的敏感性，加之自己的文學功底，隻好退避三舍。而後來，我之所以選擇這一題材，原因多多，但最起初的原因是：我那個今已8歲的孫子曾一再追問我，為什麼我們老家在河南，我那時候在哪裏？我心想，如果不把這段曆史給後人有個交待，子孫們若幹年後真的找不著北了，這是其一。
其二，當我看到漢江兩岸稻花飄香、銀棉碼堆而身邊的移民衣衫藍縷、三餐不飽的情景時，心裏總有天平失衡的感覺。此時，我頓感移民深重而偉大，值得可歌可泣。但是，又因日久天長，他們的故事漸漸被人淡忘，所以，我橫下一條心，決意為柴湖移民樹碑立傳，做他們的代言人。
然而，萬萬沒有想到，我這瞬間的決定，竟讓我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起初，我計劃組建一個編委會來完成這項事業，並得到了有關方麵的響應和關注。原鍾祥市政協副主席楊俊道同誌親自召集有關人員召開專題協調會，原市移民局局長也答應撥付一定資金予以支持。但因涉及時空久遠，采訪和搜集資料任務巨大，我上河南，下武漢，走村莊，蹲田頭，當三個月的薄薪花的分文不剩，電話被迫停機，三餐沒有著落的時候，我承認，我失敗了。這是2001年的事。
2002的酷夏，我在翻閱一張報紙時，不經意間看到有人撰文教訓移民應“知恥而後勇”，我為之大吃一驚。
翻爛那張報紙，透視那篇文章，字裏行間，讓我看到的隻有一個字，就是“窮”。但“窮”與“恥”兩字間有沒有必然的聯係呢？“窮”可以與“恥”畫等號嗎？
一個不眠之夜之後，易於衝動的我，決定就手中和心中已占有的資料寫篇短文，來剝一剝那個“恥”字的皮，來挖一挖那個“窮”字的根，來攪一攪人們的視線。
文章寫出來了，有一萬多字，我把它送給一家報社，報社的編輯看後告訴我：雖有分量，但不宜刊登。
這樣的結局，盡管我早有預料，但我還抱有一線希望。當這一線希望也變為泡影，我的希望便全破滅了。
一挫二敗之後的我，氣得把兩支鋼筆全摔了，再踏上一隻腳。
冬去春來。2004年3月的一天，鎮委宣傳委員尚國傑同誌親自找我，說各級領導對我《移民大柴湖》的創作構想很感興趣，催促我盡早把它寫出來。鎮委副書記胡友平也為我鼓勁打氣，再一次把我的希望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