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西南政法大學，講授中國古代法製史的張警教授（1942年畢業於東北大學法商學院，民國時期任雲南大學教授），一位江浙口音很重、深受我們敬重的老先生（授課時約65歲），就曾經撰文倡言“法治論”，並精辟指真，“真正的法治思維，是把法治問題作為政體問題加以思考，以解決‘統治權力基於什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人治和法治之所以值得討論，就因為它牽涉到統治權力基於什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我們認為人治和法治不能並存，理由也就在這裏。”他還說：“如果把人治和法治單純地看做治理國家的方法，不涉及統治權力根基的問題，那就等於是我國曆史上的‘任人’和‘任法’，這和我們所討論的人治和法治不是一回事。”
另外有一位名叫林欣的學者，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就是《論政體與法治》。在該文中，他說：“法治與人治的問題，是統治的形式問題，也就是政體問題。如果不從政體問題去考察法治與人治的問題，那是肯定找不到正確的答案的。”對這些觀點，我是深以為然的。可以說，這是法治思想中的真知灼見，也是很重要的智慧。
還有，1980年代，鄧小平非常關注政治體製改革問題，因為他認為，政治製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是與民主法製發展最緊密關切的問題。
他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麼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這當然主要是政治製度上的原因。其後，對如何通過政治體製改革來推進法治建設的討論，也成為興盛一時的思潮。進入1990年代，又有憲政思想與理論的研究，以及對作為“法治政體”核心元素的“法治政府”的探索與建設。
以上這些思考與實踐，正是“法治政體”之思得以生發出來的重要背景與基礎。
在這個意義上說，“第三波”是前兩波的一種深化、提煉與升華。我們應當把前兩波的相關思考與實踐，予以係統性地整合，進而形成“法治政體”的完整理論。
二、為什麼需要“第三波”
首先，前兩波的法治理論在思想學術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三十多年來的法治建設也有了巨大的進展。但是，在前兩波的法治思想及其實踐中，也不斷顯現真，需要突破的一些至為關鍵的問題，例如政治民主的問題，人權與公民自由的問題，公平正義的問題，限製政府權力的問題，特別是憲法權威和“法律至上”的問題。這些問題，當然都是事關法治的品質與有效性、穩固性的核心問題。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法治建設，已經開始逐漸突進核心地帶，因而開始遭遇瓶頸問題，也就是說，“體製性弊端”或“政體障礙”的問題日益突顯出來。為了在這些問題上有所突破，也必須在這些問題上有所突破，法治思想與理論更需要著力於對“法治政體”問題進行整體性的探索。
其次，從法治原則及其製度的內在邏輯來看，法治的品質與有效性、穩固性，隻有在適當的政體中才能得到落實和保障。簡單地講，這個內在邏輯是這樣的：從法治所依賴的“良法”到這種“良法”的至上權威，隻能是某種特定政體的體現和結果，這種政體無論有多少不同的具體模式，至少都要具有民主、權力製?、司法獨立等普適性的元素。我一直堅信，法治與這種政體之間具有因果關係，而且是互為因果的。隻有在這種政體的層麵上，也隻有在這種政體之中，才能理解法治、安頓法治、厲行法治。這也就意味著，法治並非是放之任何政體而皆準的普遍“治法”“治具”。對這個內在邏輯的分析，不妨來看一看“法律至上”與這種政體的邏輯關聯性，以窺見一斑。
從法治的最簡要也是最基本的含義來說，法治就是“法律統治”，就是法律至高無上。或如美國的潘恩所說：法治是指在自由的國家裏，法律就是國王。法律管得住所有的人、機構、組織，這是法治最底線的要求，是法治的“硬指標”。如果這是任何法治不可動搖的東西，那麼，我們就得解決一個基本的問題，即法律憑什麼“統治”？憑什麼至高無上？憑什麼當“國王”？憑什麼管得住？換句話說，掌權者、各種政黨及政治力量以及民眾，憑什麼受法律統治？憑什麼服從法律？憑什麼以法律為“王”？憑什麼讓法律管住？
這當然需要許多因素、力量來保障。如在法治國家，掌權者、各種政黨及政治力量以及民眾，要具有良好的法治精神與意識。所以，我們過去不斷推動法治觀念、文化的弘揚與全國性的普法運動。許多人也喜歡從文化、觀念、意識、精神上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我認為，更重要且更關鍵的應是民主與製?的政體自身的組織力量。
譬如，如果法律是民主的產物以及人民控製政府的製度規則，那麼，法律至上就會更有保障。民主政體通過民主立法賦予法律以正當性和合法性，而這正是法治至關重要的基礎。因為法治之“法”是怎樣來的或怎樣製定的？這是實行法治必須解決的一個基本前提問題。法治國家豈可由少數人立法？少數人製定的法律憑什麼統治全體公民，又憑什麼限製這些少數人乃至政府的權力？在民主政體之下，法律被理解為是由人民製定的，並由人民自己來遵守。同時，假如一個政黨和國家領袖是否遵守憲法與法律，要取決於他們的品行與道德，而不是法律與民主政體的權威，這就極不靠譜。由此可見，沒有民主政體以盾其後，法治要成功，也就難了。
還有國家權力及政黨、政治力量相互之間的體製性製?。如果在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種政治力量或政府的某一部分權力，享有超越任何其他政黨、政府機關的絕對地位與絕對權力，那麼，當其淩駕於法律之上，不願意依法行使權力，甚至嚴重破壞法律之時，這個國家有什麼辦法來予以糾正呢？政體的設計與構造，顯然不能建立在這類事情“不會發生”的假設之上。而唯有適當分權與製?的政體，才是預防與糾正這類事情的關鍵法門。
因此，在一個民主的、權力製約的以及司法獨立的政體之中，沒有任何一種權力居於絕對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這個政體之中，沒有任何一個政治、社會組織與國家機關享有絕對主宰的權力。它們不僅是相互製?的，而且是由法律統治的。也正因為如此，才有憲法與法治。法治的價值與原則，如不落實於政體，就不免徒托空言；當遭遇到破壞法治的種種行徑時，也就不免徒呼奈何。最終，任何法治理想都不過是一場夢幻。
其三，借助於“法治政體”的理論，真正樹立“法治”思維，並走出“治法”思維的迷思，才有可能建立真實、可靠、穩固的法治國家。
“法治”思維是把法治理解為由憲法創立而不是創立憲法、服從法律而不是支配法律的那種政體，它實質上是一種“優良政體”思維。這就意味著，法治不是任何一種政體都可采用的一種“治法”。對於“法治”思維的特點，可以提到以下幾點：
①法律不僅僅是政府治理的丁具，而且更是賦予政府合法性並限製與約束政府的手段，也就是“治理政府”的丁具。②認為法治與人治對立，絕不可能結合。而在政體的層次上，也不可能與禮治、德治並舉。③其追求的目標，除秩序之外，還有人權、正義及管住“政府之手”或“權力之手”。④認為最有效也是最關鍵的“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民主憲政的政體。⑤法治是民主憲政政體的特性、精神與原則。所謂“法治政體”，也就由此構築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