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近代西學東漸的伴生物，是西方的舶來品，中國古代並無“法治”這個固有名詞，更沒有“法治”的概念。所以，近代以來，人們提出“中國傳統法治”“法家的法治主義”“申韓式的法治”等說法，乃是借用近現代的“法治”概念，指稱或概括中國古代的法家思想。但是，筆者認為，結論可能並非如此。經過多年的搜羅累積，筆者發現有不少相關材料，可以證明，在古代的漢語文獻中，不僅已有“法治”這個名詞，而且也有相當清晰的“法治”概念。下文特將所見材料詳為列舉，並略予考辨（但因知識所限，難以從古代漢語語法學與語義學上予以深入的分析），以求證求教於方家。為了避免斷章取義，並為方家的指正提供方便，所列材料盡可能保持完整段落。
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在古代漢字、漢詞的演生、演變史上，“法”和“治”早先是兩個完全獨立的字、詞。在《尚書》《左傳》《逸周書》等早期的典籍之中，都經常可見這兩個字、詞。直到今天，它們依然是各自獨立的字、詞。從漢語語言學、語彙學的觀點來看，並不是所有的字都可以自成一個詞。詞總是有獨立的意義、意蘊，而字則並不都具有這樣的特點。雖然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一個漢字就代表一個漢詞，這就是“單詞”。但是，也有不少漢詞是由兩個漢字組合而成的，這個漢詞被稱為“複合詞”或“合成詞”，其中的兩個漢字就成了這個漢詞的語素。在古代漢語中，“法”和“治”既是兩個不同的字，也是兩個不同的詞。那麼，當自戰國時代“法”和“治”連屬在一起之後，是否就形成了“法治”這個“複合詞”或“合成詞”呢？是否就出現了“法治”這個新的法學概念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分清“法”與“治”連屬的不同情形，然後分別予以解析。按照這樣的思路，筆者將“法”與“治”的連屬，大致上區分為三種情形，每一種情形都是一種特定的語境，從而“法”與“治”相連所具有的意義，也各不相同。
一、“法”的“治”之狀態
《荀子·王霸篇第一》曰：“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願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願，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為上一。”這段話中的“治法”，指治國之法；“亂法”，指亂國之法。按前句，“治法”“賢士”“願民”“美俗”與“亂法”“罷士”“悍民”“惡俗”對應；按後句，“法治”“佐賢”“民願”“俗美”與“法亂”“士罷”“民悍”“俗惡”對應。可見，荀子所言“法治”，與“法亂”相對，是指“法”達到“治”而非“亂”的狀態或境界。
在先秦典籍中，上述“治”“亂”相對待的用法，可以說屢見不鮮。例如，《黃帝四經》的《經法·君正第三》說：“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亂也。精公無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其《稱》篇也說：“案法而治則不亂。”《荀子·王霸篇第十一》曰：“亂則國危，治則國安。”又《荀子·天論篇第十七》曰：“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管子·明法第四十六》亦雲：“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而“亂”（亂）字在本字本義上雖然也通“治”“有條理”，但後來主要指擾亂、作亂、敗亂、混亂、昏亂、惑亂、雜亂、繁亂、紊亂、無秩序、不安定、無條理、腐敗等含義，與之相對，“治”則意含治理、修治、懲治、治平、修明、齊整、安定、太平、平安、有序、不亂等。荀子在《修身篇第二》中就說：“少而理曰治。”反之，不理則亂。其《不苟篇第三》還指出：“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汙也。”按“禮義之謂治”，也可以將上述“故其法治”之“法治”，理解為“法”合“禮義”之意。這種理解，也符合荀子的禮法思想。因此，如果因荀子有“故其法治”之語，就指出“法治”這一名詞古已有之，那可能是不確之見了。
《論語·公冶長第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魏國何晏注、宋代邢禺疏《論語注疏》疏曰：“正義曰：雲‘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者，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諡法》：‘治而清省曰平。”’所謂《諡法》，是指《逸周書》卷六《諡法解》，其有“治而清省曰平”一句。但是，漢代趙歧注、宋代孫爽疏《孟子注疏》卷二下《梁惠王章句下》則疏曰：“正義曰：《諡法》雲：‘法治而清省曰平。”’其卷三上《公孫醜章句上》也疏曰：“《語》雲：‘晏平仲善與人交。’周注雲：‘諡為平’。《諡法》曰：‘法治而清省曰平。’”又有清代劉寶楠撰《論語正義》曰：“《諡法解》‘治而無眚’‘執事有製’‘布綱治紀’，皆曰‘平’。”此處所引“治而無眚”，乃從《史記正義》將《諡法解》“治而清省”作“治而無眚”。“執事有製”和“布綱治紀”，均出自《逸周書》卷六《諡法解》“執事有製曰平”和“布綱治紀曰平”兩句。清代潘振釋“治而無眚曰平”雲：“治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無眚，無災也。此世道之平。”釋“執事有製曰平”雲：“執持其事各有法製，無得偏陂。此王道之平。”釋“布綱治紀曰平”雲：“頒布綱領，修理條目。此治道之平。”據此，“法治而清省曰平”之“法治”，雖不出自《逸周書》卷六《諡法解》，而為孫爽疏解之詞，但由《逸周書》卷六《諡法解》所論，既可略見法度之意和以法度為治之義，又可指明“法”之“治”的狀態，就是“法”之治平、清明、無眚、有條理、有成效。
明代歸有光在《王天下有三重》（嘉靖癸醜會試）中指出：“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製也。聖人所以能製天下之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製出於聖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為法者不得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於天下，非能強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嚐以吾之意為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於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區於後世繁文靡飾、過製曲防、苟簡闊略，而不由夫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即道也。”這段話的主旨，是說明“法”“理”“道”之間的關係，尤其言“道”為本、為體，“法”為末、為用；有道則“法治”，無道則“法亡”。
“法治”與“法亡”對應，“治”顯然是指“法”合乎“道”的境界。
總歸起來看，上述三段文字中的“法治”不是一個合成名詞。從詞性上看，“治”在這裏屬於性狀動詞，表示“法”的狀態、特征，而不是與“法”構成一個完整的名詞。
二、作為名詞的“法治”。
以名詞出現的“法治”，目前所見大致有下列數段文獻。
《晏子春秋》卷一《內篇諫上第一》之《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曰：
“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其“修法治”是指整治、完善法治。
《淮南子·泛論訓》雲：“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東漢荀悅《漢紀，孝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讚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鹹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後漢的道教經典《太平經》一書中有兩段，一是卷六十七（丁部之十六“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說：“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為元氣治，二為自然治，三為道治，四為德治，五為仁治，六為義治，七為禮治，八為文治，九為法治，十為武治。十而終也，何也？夫物始於元氣，終於武，武者斬伐，故武為下也。”二是卷六十九（戊部之一“天讖支幹相犯法第一百五”）指出：“是乃天地開辟以來，先師天時運未及，得分別具說天之大部界也。令帝王便失天之法治，令生此災變。”這是到目前為止筆者所見的古代典籍中，對先秦至漢代的治道、治法所作的最為全麵而簡略的總結。
基本上，“元氣治”“自然治”“道治”乃道家、道教的學說；“德治”“仁治”“義治”“禮治”“文治”為儒家的思想：“法治”是法家的主張，“武治”也可歸入法家。
東晉袁宏在《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卷第六》中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聖人順人心以濟亂，因去亂而立法。故濟亂所以為安，而兆眾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悅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樂治之心，而順人物之情者。豈（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眾兆仰德，治與法違而可使民氓悅服哉？故論法治之大體，必以聖人為準格；聖人之所務，必以大道通其法。斯所謂勢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論之以治哉！先王則不然。匡其變奪則去其所爭，救其巧偽則塞其淫情。人心安樂乃濟其難以悅之，又何不從之有焉？人（之）情惡侵則正其分以齊之，又何訐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則雖愚悖凶戾者，其於身也，猶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
《新唐書》載：“玨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
唐《藝文類聚》收錄《烈女傳·楚江乙母》曰：“楚江乙母者，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台，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常法，謂誣罪人，其罪罪之。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關閉，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縱橫，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記載了知有何罪焉？母曰：昔者妾子為郢大夫，人盜王宮之物，妾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終然坐之。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為過也。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讓金布，曰：妾豈貪化而幹王哉！王召江乙而用之。”
宋代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記錄：“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初，仲淹建議：周製，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塚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仕，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清代畢沅編的《續資治通鑒》宋紀卷四十七中，也記錄了這段話。
由上可見，作為一個名詞或術語的“法治”，已出現在古代典籍之中。但是，這些典籍僅用其名詞、術語，而無其定義、界說。有時，“法治”名詞還被“法理”“治法”置換。這至少或許說明，“法治”在上述典籍文獻中有時意指“治法”。不過，其中大部分的“法治”一詞，也可以視為一個法學名詞、一個法學概念。但它又是尚未被定義、界說的概念。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法治”這一名詞沒有包含得以構成一個概念的含義。否則，上述文獻使用“法治”名詞，意欲何指呢？按照漢語語法學家的觀點，在古代漢語中，“詞表示的是比較單純的概念，而短語則表示由詞組合成的比較複雜的概念”。據此，筆者認為，在中國古代，“法治”這一概念，是由“以法治國”這一短語及其包含的基本元素來揭示的。
三、“以法治國”的短語
在古代典籍中，出現了大量的“以法治”這類的表述，這與“以法治國”的短語完全一致。如《禮記·樂記》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也。”對這段論說，東漢鄭玄注、唐代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三十八《樂記》注雲：“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
疏雲：“正義曰：此一節明樂之為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者，言先王作樂以為治為法，若樂善則治得其善，’若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則前文‘教不時則傷世，事不節則無功，是也。’‘善則行象德矣’者，言人君為治得其所教化美善，則下民之行法象君之德也。”又有宋代方愨《禮記集解》釋曰：
“上所言教之時事之節，皆法治之意。以樂為法，則莫非善法；以樂為治，則莫非善治。”《史記》亦錄載《樂記》之言曰：“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也。”裴胭《史記集解》載王肅曰：“作樂所以法其治行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曰：
“此廣樂所以須節己。言先王為樂必以法治，治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
南宋思想家朱熹和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也有此類言詞。《朱子語類》載：“問：子產溫良慈愷，莫短於才否？曰：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安得謂短於才？子產政事盡做得好，不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王夫之則曰：“以法術製天下，而怙以恬嬉，則其法雖異於秦之法，而無本以立威於末，勞天下而以自豫，[其]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可徒以法治而術製焉，裁其（衣）[車]服而風俗即壹，修其文辭而廉恥即敦，削奪諸侯而政即鹹統於上，則夏、商法在，而桀、紂又何以亡？”
此外，曆代的史書也記載了不少“以法治之”的事例或言論。
但在這些材料中，“法”與“治”是兩個獨立的字、詞，它們分別具有獨立的意義和功能。“法”是名詞，是“治”的標準、準繩；“治”是動詞，是“法”施行的動作、行為。以這兩個字、詞的連屬為核心形成的“以法治之”，所指主要是用（依、以）“法”來“治”（治理、整治、懲治、懲處、治罪）之義。它們顯然不是合成了“法治”一詞，也大多不具有“以法治國”這一短語所包含的普遍性意蘊。
我們再來看下麵幾段論述。
《商君書，更法第一》：“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商君書·壹言第八》說：
明君“秉權而立，垂法而法治。”（王時潤曰：“當依崇文本刪下法字”。蔣鴻禮亦雲：
“指海本亦無下法字。”另明吳勉學本、程榮本、範欽本即天一閣本，“治”前亦無法字。）還有《商君書·君臣第二十三》：“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
《尹文子·大道下》：“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
《管子》中共有兩段。第一段，《明法第四十六》曰：“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患於法之內。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製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第二段，《明法解第六十七》指出：“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勸，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對於“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一句，唐代房玄齡認為是“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近代石一參也詮曰：“威有定刑，政有常經，一舉一措之間，惟法是視可也。”可見其突出“法”在治國上的意義。
《韓非子，有度第六》指出：“故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懸而重益輕，鬥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對於此段話中的“舉措”二字，注釋家多有考釋。王先慎曰：“‘措’，當為《論語》‘錯諸枉’之‘錯’。以法數治國家，不外‘舉錯’二者。‘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即其義。’”日本學者安井?曰：“舉錯，行止也。言所行行之，法所止止之，而國自治矣。”陳奇猷認為：“王、安說是。”“舉措”之義，“蓋有舉法術措賞罰之意。《難二篇》雲：‘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亦此意。”在詮說《商君書》中的“錯法務民”時，朱師轍雲：
“錯，施行也。”蔣鴻禮說：“錯，設置也。”可見，管、韓並非指“以法治國”是一種“舉措”或“措施”，而是說“以法治國”重在“舉措”，即重在法術刑賞，正如王先慎所說“因法數，審賞罰”，或陳奇猷所言“舉法術措賞罰”。
《鹽鐵論·申韓第五十六》曰：“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強秦、韓也。”
問題是，為什麼說“以法治國”這一短語及其所包含的基本元素，構成了“法治”的概念呢？這就必須談到揭示概念的方式，筆者認為，概念的揭示，即概念之含義的呈現與明確，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界義”。就是界說或定義。馬建忠說：
“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義之所在者，曰‘界說’。界，之雲者，所以限其義之所止，使無越畔也。”這也就是邏輯學上所常說的，揭示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一般辭典、辭書對概念、範疇的解釋，就是界說或定義。各種教科書對概念、範疇的解釋，也大多是界說或定義。這類概念，可稱之為“定義式”或“辭典式”的概念。第二，“述義”。對於一些難以明確界說或定義的概念，論者常常采用闡述（往往列舉）其主要含義的方式，說明其基本內涵與大致的邊界。在中國古代，思想家們常常不給出“定義式”或“辭典式”的概念，而是以描述或以事釋詞的方式，說明其所使用的語詞的含義。這類概念，可稱之為“闡述式”或“描述式”的概念。實際上，對於“法治”的概念，現代域外的法學界深知“定義”之難。如《牛津法律大辭典》說“法治”是“一個無比重要的、但未被定義的、也不是隨便就能定義的概念”。《布萊克維爾政治百科全書》也指出，法治“這個概念在使用時具有各種不同的含義，很難加以界定。”在那份認為法治是“一個有力的概念”的《德裏法治宣言》（1959年）中，也幾乎沒有給“法治”提供一個簡明的定義。這些辭書和文件，主要是采取列舉“法治”的基本要素（基本價值、重要原則、主要內容）的方式，甚至以介紹戴雪等人的法治觀的方式，告訴人們什麼是“法治”，以及有哪些不同的“法治”概念。由此看來，中國古代的思想家通過一個短語並列舉其基本元素，揭示他們所想往的“法治”，也就不難理解了。
如果上述觀點可以成立的話，那麼，通過“以法治國”這一短語，以及列舉其基本元素而呈現出來的“法治”概念，又是什麼呢？易言之，“以法治國”這一短語的含義是什麼？它色含哪些基本元素？回答了這些問題，也就是給出了中國古代“法治”概念。僅從上文所列“以法治國”短語的幾種材料來看，中國古代所謂“法治”，至少有三個含義：第一是“垂法而治”“據法而治”“緣法而治”（《商君書》）。第二是“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特別是“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管子·任法》）。第三是君主治國“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管子》）這三個方麵，大致揭示了“法治”的最基本的、底線的內涵。至於這一“法治”概念的詳盡內容，以及其在中國近代的傳承與轉創，就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