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漢駒在《江蘇》雜誌上發表《新政府之建設》一文，較為係統地闡釋了“法治國”的問題。文中將此一問題具體分為五個層次。
第一，歐美諸國已經達成法治國：“為文明之實體、為幸福之保障者，非近世法治國之一大主義耶？法治國一主義，在歐美非已成為立國之基礎耶？法治國之實體，非所謂法律神聖之一物耶？法律者，非總本原於憲法，總表準於憲法而製出耶？憲法一物，在近世歐美，未發布者尚有若幹國耶？自歐美各國承大革命大破壞之後，愛國者救世者，知人民之自由權利，不可以強權壓抑也，革命破壞之禍，知非大張民權純任自由不可混也；於是乎莫不有憲法之發布，煌煌然懸為國典，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威嚴。憲法既布，遂爾公平法律淵源之而出焉，法治國之實體表準之而立焉。”
第二，所謂“法治國”，是指：“率一國人民無強無弱、無尊無卑、無智無愚、無貴無賤，均受治於法律下而無稍偏頗。舉人群之生命財產、身體名譽、無大無小、無彼無此，均支配於法律下而莫不公平。強者無所用其強，尊者無所用其尊，貴者無所用其貴，智者無所用其智；父不能私有其子，君不得私有其民，主不得私有其仆，夫不得私有其妻。弱者、卑者、賤者、愚者，但庇護於法律之下而不蒙強權之侵淩；若子、若民、若仆、若妻，俱包納於法律之中而不被非理之處分。”此實乃“法律統治”之謂。
第三，歐美為法治國，而中國非法治國，即“彼行法治國主義而吾無法治國主義”。
第四，中國必行法治主義，以建立法治國。漢駒說：“推尋東西苦樂不均之原因，而乃知非取平民政治之模範以鑄出於亞東大陸，不足以回複400兆人之權利；非移法治國之效果以播植於老大帝國，不足以保障400兆人之幸福。使吾國民而猶有愛權利心愛幸福心乎，則平民政治也，法治國也，不可不竭力經營也。”
第五，如何才能行法治主義，建立法治國呢？漢駒認為不能依靠自然之進化，而必須賴於人為之經營。為此，他寄希望於破專製治國和建設新政府。他指出：
“雖然，平民政治也、法治國也，非生長於自然，而構成於人為之競爭。彼方開拓此平民政治也，莫不由先倒寡人政治而來；彼方之構造此法治國也，莫不由先破專製治國而成。從未有不加人為之經營，不費心力之規畫，任其自然，而能自伴社會以次第進化者也。然則吾國民而欲享受平民政治之權利，其必自倒寡人政治始；吾國民而欲沐浴法治國之幸福，則必自破專製治國始。誠欲倒寡人政治，誠欲破專製治國，則必白建設新政府始。苟新政府不能建設，則寡人政治必無由倒，專製治國必無由破，而所謂平民政治之模範必無由開拓，法治國之典型必無由構成，卒之權利必無由保障，幸福必無由發達，400兆人民終仍陷不見天日之域耳。嗚呼，建設新政府固如是其不可緩哉，吾一審夫權利幸福之必不可失也，而吾乃知新政府之建設萬不能以已矣。大矣哉建設新政府，謬矣哉不建新政府。”應當說，漢駒的論述，不僅在理論上有一定的係統性和嚴整性，而且透露出運用政治革命的方式建設法治國的氣息，這在當時顯然是一種激進的思想，從而在流行的改良主義法治路徑之外，增添了另一種色彩的法治思想。
1904年，梁啟超又指稱墨子有“法治國”主張。他首先引用《墨子·法儀》開篇一段話：“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下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員以規，直以繩，正以懸。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下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丁辯也。’”然後總結說：“由此觀之，墨子以法治為政術之要具，其恉甚明。但其所謂法者，非成文法……是其所謂法者，猶不免空漠無朕，非完全具體之法治國也。”梁啟超用“法治”語詞詮說先秦諸子的法律思想的拳拳之忱，由此亦可見一斑。同年，時人對“人治國”與“法治國”兩名詞，也有進一步的解釋。
如8月21日《時報》的文章《地方自治政論》曰：“舉一國之義務，悉待理於一二人，此一二人賢且聖，則其國治，而其人亡則政息焉，若是者謂之人治國。中國四千年之曆史多用之。”反之，“舉一國之義務，分任於一國之人，而君若相第操司法之權於億兆之上，期與此多數之團體，同受保護於法律之下，則雖其人亡而政亦未變，若是者謂之法治國。近世紀，泰西各大國通行之。”進而指真，“人治國，其流弊為專製。法治國，其結果為立憲”。這種說法，也與當時的某些思想輿論相吻合。
與此同時，隨著“立憲”“憲政”之議的興盛，“憲政”話語與“法治”話語之間的聯係，亦日漸為人們所認識。一種較為典型的看法認為，“法治國”等同於“立憲國”。即用立憲定義法治，或者說“立憲”與“法治”互釋互解。1906年，汪精衛把“法治國”等同於“立憲政體”。他說：“欲顛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製政治，當建國民主義。國民者何？構成國家之分子也。以自由平等博愛相結合，本此精神，以為國法。法者，國民之總意也。政府者，國法所委任者也。故曰‘法治國’，故曰‘立憲政體’。由之而政治根本與專製大異。”這樣的詮釋一直延續到籌備立憲時期，甚至民國時代。1906年田桐以“恨海”為名發表《滿政府之立憲問題》，也指出：“夫所謂憲者何？法也。所謂立憲者何？立法也。立憲國者何？法治國也。法治國者何？以所立之法，為一國最高之主權之機關。一國之事皆歸法以範圍之，一國之人皆歸法以統治之，無所謂貴，無所謂賤，無所謂尊，無所謂卑，無所謂君，無所謂臣，皆棲息於法之下。非法之所定者，不能有命令；非法之所定者，不得有服從。凡一國主權之管轄者，皆同一階級，而無不平等者。此立憲之定義也。”
三、“立憲”時期“法治”話語的流布
自1905年7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法製開始，清末的“新政”曆史進入了“立憲”時期。所謂“立憲”，包括下詔“預備立憲”設立憲政編查館（初為考察政治館）、改革官製、定期實施憲政和頒布憲法大綱等。“立憲”之舉，比先前的“變法”更根本地深入到治道、政製等深層的政治、法律問題，也更加突出了對“法治”或“法治國”的訴求。因此，“法治”話語在“新政”前期興起的基礎上，以“立憲”為契機，一時之間廣泛流布開來。
具體來說，1907年前後，治道、治法之言論紛紜，“立憲”和“法治”之呼聲頻起，“法治”“法治國”“法治主義”的話語亦隨之唱響。正如梁啟超在1910年所總結的那樣：“近世之立憲國，學者亦稱之為法治國。吾國人慕其名，津津然道之，一若彼國中舍法之外，即無所以為治者。”時論更詳述道：甲庚兩創之後，國民神經大受刺激，知必改張大法，施行立憲，“於是法治國主義之聲，漸喧傳於士夫之口。各省法政學堂，雖未能一律開辦，如南北洋及湘粵晉蜀各省，亦已略有端倪。近學部又有中學堂以上學校，添設法政一科之議。留學東西洋法科長期、速成兩項學生，不下四五千人。而政界官紳各員，盲於法學者，於往來公文奏牘，亦必摭拾一二法學新名詞，以求粉飾。”在此情景之下，“法治”話語的廣為流布，也就是勢所必然了。
“法治”之言論與倡議，可以殊分三途，即主要在學界、官場和法政學堂三大界域之內。也就是說，思想學術界的探究和主張，清政府內部的思考和呼聲，法政教育中的教授與傳播，是“法治”話語傳布的主要形式和具體表現。
（一）首先，在思想學術界，梁啟超仍然扮演著言說“法治”話語的主角1905年，梁啟超著《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第一次係統地闡述中國曆史上的所謂“法治主義”。促使梁氏作此係統闡述的緣由，在於今日急需法治主義，由此又必須說明中國古代法理有研究價值。梁氏自己已明白無誤地揭曉此點：“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立法事業，為今日存國最急之事業。稍有識者，皆能知之。故自今往後，我國不采行法治主義則已，不從事於立法事業則已，苟采焉而從事焉，則吾先民所已發明之法理，其必有研究之價值，無可疑也。故不揣禱昧，述其研究所初得者，以著於篇。”準此目的，梁氏重點討論了“萌芽於春秋之初，而大盛於戰國之末”的法治主義。特別是把“法治主義”置於與“放任主義”“人治主義”“禮治主義”“勢治主義”相對峙的語境中，細致論釋“法治主義”，具體界分“法治主義”與另四種主義，從而確定“法治主義”的地位。總歸而言，梁氏認為：“法治主義對於放任主義，則彼乃不治的，而此乃治的也。其對於人治主義，則彼乃無格式的，而此乃有格式的也。其對於禮治主義，則彼乃無強製力的，而此乃有強製力的也。其對於勢治主義，則彼乃無限製的，而此乃有限製的也。此法治主義之位置也。”梁氏尤其反複述說，“法治主義”實為應當時的時代要求而生；其唯一的精神，就是“救世”。“故法治主義對於其他諸主義，最為後起，而最適於國家的治術。”
這一結論與前述梁氏研究法治主義的動機和目的合拍。這也顯示出梁氏並非純粹研究法理，以滿足學術的興趣和好奇，而是蘊藏著匡時救世的急切心情。所以，相比之下，一年後梁啟超說：“夫在法治國，則無貴無賤，同生息於平等法律之下，彼惡得爾？”這就顯得更定義化，因而簡單多了。需要述說的是，一位署名“澤群”的人，也於1907年繼梁啟超之後，再論禮治主義與法治主義，並斷言：任何社會都是“禮治皆先於法治，法治必後乎禮治”。此即是說，法治為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必然趨勢。十分明顯的是，梁啟超和澤群對法治主義及其與人治主義、禮治主義關係的討論，不僅支持了20世紀初10年的“法治”論說與訴求，而且為民國時代的法治思想與理論提供了極具影響的路徑乃至範式。梁啟超本人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仍然遵循這樣的路徑與範式。不過，本文暫不分析這一重要的學術現象。
梁啟超對法治的研討和追求，並未就此止步。1909年，他作《管子傳》，再度嚐試把中西法治連接起來，並呂明管子的“法治”。他說：“今世立憲之國家，學者稱為法治國。法治國者，謂以法為治之國也。夫世界將來之政治，其有能更？於今日之立憲政治者與否，吾不敢知；籍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為治，則吾所敢斷言也。故法治者，治之極軌也。而通五洲萬國數千年間，其最初發明此法治主義以成一家言者誰乎？則我國之管子也。”他具體從“法治之必要”“法治與君主”“法治與人民”“立法”“法治與政府”和“法治之目的”諸方麵，介述和剖析管子的“法治主義”。他更指出：我國今日急切需要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曷為如此其急也？曰：考諸國家之性質而可知也。國家之要素三，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權。三者具，然後國家之形以成。主權之表示於外者謂之法。故有國斯有法，無法斯無國。故言治國而欲廢法者，非直迂於事理，亦勢之必不可得致者也。故不問為立憲、為專製，苟名之曰國家者，皆舍法治精神無以維持之，蓋為此也。”梁氏考查管子思想及其經營的一切設施，發現其均“以法治精神貫注之”。“故管子之言，實治國之不二法門，而施之中國，尤藥之瞑眩而可以瘳疾者也。”由此可見，梁啟超此時的理路、結論乃至話語，是《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的進一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