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狀態常常是這樣：每當我結束了前一部作品的寫作時，我的下一次災難就緊接著開始。我會陷入一種深不見底的黑暗，一種階段性的憂鬱症，不願說話更不願出門。我坐著，或者躺著，閉上眼睛，與世隔絕。然後，黑暗在我的身邊遊走，飄移，許許多多鑽石一樣的光亮倏忽即逝。某些光亮爆發得比較長久，會持續幾秒鍾的燦爛，像節日之夜的一朵焰火。它就在我的心裏駐下來了，慢慢地凝聚起周圍更多的火花。黑暗越來越快地消失，花朵般的火焰遍地燃燒，讓我的血液和思維跟著燃燒起來。這樣，最先從黑暗中浮出來的光點就成了我下一部作品的內容。所以，很多時候，當我心跳著在書桌前坐下來，迫不及待打開電腦時，我的腦子裏其實隻有一團顫動的光亮，並沒有清晰的人物和故事。我隻有在進入十分具體的寫作過程時，才能讓那一團混沌逐漸成形。
《枕上的花朵》，我寫到一半的時候還在遲疑，反反複複詢問自己：我寫的是什麼呀？我心裏想說的到底是什麼？一直到三分之二的篇幅過去，我寫到在墨爾本的公交車站看見華人老太太跟白人司機爭吵，一方操廣東話，一方操英語，雙方根本不可能溝通，卻照樣你來我往吵得不可開交時，心裏麵咯噔地響了一下，驀然間透亮起來。我知道我這篇小說的全部內容其實隻表達了兩個字：錯位。語言的錯位，認識的錯位，愛情的錯位，生活的錯位。從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初始，一直到今天，我們身不由己地被卷進時代浪潮之中，沉沉浮浮，尋尋覓覓，得到的和想要的總是有著十萬八千裏的差距。
生活永遠都不可能把完美的一麵呈現在我們眼前，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生隻能是悲劇。小說中“我”和女兒的無法溝通；餘愛華對王強的一廂情願；她和傑克父子的絞纏不清的狀態；以及王強和他妻子、“我”和傑克、女兒和餘愛華、餘愛華和“我”、吵架的華人老太太和司機……所有這些兩兩相成的人物關係，都呈現著荒誕和混亂的狀態，因其混亂而顯出原生態的真實。
《玫瑰灰的毛衣》，寫作的起因非常簡單：有一次看一部外國電影，鏡頭裏女主人公穿著一條玫瑰灰的長裙，從樓梯上款款走下。那種顏色真是特別，比玫瑰紅淡雅高貴，又比普通的灰色多了夢幻和華美。我從此記住了那種顏色，從顏色又引發開許多的念頭。那段時間我正好想寫一部中篇，寫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們是如何折騰自己，如何在社會中艱難尋找自己的位置，一點一點地將自己刪削、變形，最後嵌入一個不大不小的規整空間的。他們的學識，抱負，能力，都注定了他們不可能忍受日常生活的平靜和平庸。他們永遠期待著前麵有更好的風景，永遠不滿意身邊周圍凡俗的現狀。直待他們在花樣百出的折騰中把多餘的精力釋殆盡，弄出一副頭破血流、身心俱疲的悲慘模樣，生命才能從喧嘩歸於沉寂。我的腦子裏之前已經有了一些人物的輪廓和故事，“玫瑰灰”的意象最大程度地激活了它們，使所有的人物和故事有了一個我喜歡的開端，最後成就了這部作品。
《夢逍遙》寫的是一個男人的性幻想。實際上，每個人的心中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樣的夢幻。沒有人會對自己的婚姻生活百分之一百的滿意，很多隱秘的念頭是不可告人也不得被人而知的，它們是盤纏在身體中的蛇，不斷地遊走扭曲，噝噝作響，間或還要抬起頭來四處窺探。人類擁有性幻想是一件好事，生命會因此而多了一種期待，一種充滿奇跡的向往，一種激動人心的美妙。如果失去這樣的想像，日子能夠一眼看到頭，活著也真沒有什麼意思了。
《玫瑰房間》和《危險遊戲》寫得比較早一點，前者寫於八十年代未期，後者的發表距今也差不多快有十年了。我記得那段時間我特別喜歡寫悲劇，所有我鍾愛的人物在作品最後都是以死亡終結。我曾經懷疑是不是自己的心理狀態出了毛病。其實不是，是我的生活太過風平浪靜，潛意識裏就總是盼望製造出驚心動魄的突變。兩部中篇，表麵看都是“愛情小說”，可我的初衷卻不為寫愛情。《玫瑰房間》寫的是人際關係中的一種不穩定狀態；《危險遊戲》寫的是婚姻生活裏普遍存在的“厭倦”感。以愛情作主戲，僅僅為了方便構架故事，有助於推動情節的發展罷了。
我是寫小說的人，我自己認為小說是精神鴉片，它能使人短暫地愉悅和興奮，卻永遠都是於事無補。就像我寫到的“枕上的花朵”一樣，可以看著，欣賞。你不能指望它變成真實的存在，有觸覺，有香味。但是我們又希望看到這些美麗的“花朵”，哪怕隻能夠每天枕著入夢，也是對我們脆弱生命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