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陽西下的黃昏，一個長胳膊長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門檻上。她穿著毛藍布長褲，紫花小褂，額前的劉海整齊而又濃密。她拱起的膝蓋上攤著一本厚厚的小說，是那個年代風靡全國的長篇小說《野火春風鬥古城》。因為夕陽斜照的關係，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縫著，皮膚也是微黃的，隱隱地現著一種菜色。那正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毫無疑問女孩也是營養不良的人群中的一個。
那個黃昏，她的姨娘風塵仆仆從長途汽車站出來，一路打聽找到了她的家門。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線的刹那，女孩迷朦地抬起頭來，竟沒有絲毫的驚訝和驚喜，把膝蓋上的書頁合上，讓姨娘看清封麵，然後問出一句話：“你看過這本書嗎？”
這個蜷坐在門檻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七歲，讀小學二年級。
在我長大以後，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這件趣事。姨娘笑著說：“蓓這個孩子真是書癡啊，我還是頭一回百裏迢迢坐著汽車去姐家做客，她見了我竟不知道叫我一聲，問半句好，反把她看的一本書舉著考我。”姨娘由此斷定我不是個聰明伶利的孩子。
的確如此。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個不善交往、每到公開場合便感覺拘緊和蠢笨的人。書本讓我的精神世界變得極其豐富，相對而言，物質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遠遠退居其後，它的喧鬧和嘈雜跟我沒有太多的關係。
我十一歲那年，“文革”開始。“文革”剝奪了我們那一代人讀書的權利，然而對於文字的渴望卻像野火燒過春風中又生的草地一樣，蓬蓬勃勃不可遏止。我的父母都是中學老師，我家書架上僅有的幾百本書，短時間內被我如饑似渴卻又是囫圇吞棗地讀了個遍。記得那書架上最齊全的一套書是初一到高三的語文課本，借助於課文後麵的詳細注釋，我似懂非懂地讀完了整個中學時代必須閱讀的古代文選，至今還能夠記得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幾冊《世界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興趣的讀本，因為它們，我清楚地意識到世界不僅僅是我生活的那個小城，它要廣闊得多神奇得多也豐富得多，值得我們窮盡一生的努力去追尋和探索。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著了魔一樣地渴望當一個地質師或是間諜，便是因為這兩種職業背後的廣闊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童年的閱讀對人的一生影響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學校是一家很不錯的縣中，縣中圖書館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經是一處聖殿一樣的地方。“文革”開始的那一年，聖殿被打碎了，成千上萬冊的圖書被揪出來示眾，然後拖到操場上一把火燒毀。圖書館主任火中搶粟，偷偷運回家一紙箱書籍。主任的兒子跟我小學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們像老鼠偷雞蛋一樣，把箱子裏的小說書一本一本地搬運出來，在一雙雙黝黑的小手中輾轉一圈之後，再神不知鬼不覺地放回箱子中去。那個圖書館主任可能比較地“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說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對於外國文學的興趣，便是從那時候開始的。有很多的書，傳到我手中的時候已經缺頭少尾，看了半天都不知道書名和作者名。及至十年之後我上了大學，外國文學開禁，我在北大圖書館發瘋一樣地狂讀名著時，時不時會在心裏驚叫一聲：這本書不是我小時候讀過的嗎？然後我深深地埋下頭去，額頭緊貼著書頁，嗅著那股陳年張紙散發出來的潮濕的氣味，心裏湧出一陣老朋友失而複得的狂喜。也有一些書，童年時候莫名其妙地讀過了，模模糊糊留下一點印象，成年之後想找到它複讀，卻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它們就這樣永遠地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無數消失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朋友和家人。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輩子便是這樣一點點地積累起來，積成一條蜿蜒在身後的長長的印痕。